"的主导思想。

　　借用蔡仲德的话来说，冯友兰第一个时期是"建立自我"，第二个时期是"失落自我"，而第三个时期是"回归自我"。我认为这三个时期的冯友兰既不宜以真假分，也不宜以高下或优劣分。冯友兰不但是多变的，也是多面的，他唯一不变的是"义者，宜也"这个"圣贤信条"。在冯氏看来，为自己信念而殉道的烈士，不免都是"尾生之信"，犯了过分拘泥的毛病，是不足为训的22。冯氏在文革期间的种种丑态丑行，从《新世训》的这个角度言之，毋宁是"宜"的。

　　同情冯氏的论者或不免将第二时期之冯友兰说成不得已或被迫，因此，此一时期之冯友兰，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假"的冯友兰。其实，1949-76年是冯友兰求生哲学与"应帝王"哲学应用最彻底的一段时期，他把哲学和历史真正当作游戏和工具。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一时期之冯友兰，反成了最"真"的冯友兰。

　　三、相互的戏弄和侮辱

　　冯友兰的多变，从一方面来说，固然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摆布和戏弄；但从另一方面说，又何尝不是冯友兰在戏弄和摆布共产党呢？我看冯友兰一些检讨、认错和忏悔的文字，往往是随着政治风向，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23，觉今是而昨非。每次都写得如此诚恳，如此深情。初看或不免觉得有种可惨的无耻，但多看几回，就不难看出它的可笑。人的思想那有可能是如此轻易就"脱胎换骨"的？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时表明："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是冯友兰在1949年之后，把写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游戏"和"工具"的第一次尝试。

　　毛显然洞悉冯的用心，在回函中要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换句话说，毛对冯的急于皈依马列是有些怀疑的，这是毛的高明处。"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对冯友兰来说，则是句切中要害的告诫24。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采取老实态度，反之，他"哗众取宠"，急于求功。在196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试行本）第一册。1980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有下面的一段检讨25：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从这段相当"老实"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友兰在思想上的改变，实无任何冲突、矛盾、挣扎之可言。它的改变轻易和随便到了谈不到任何意义，因此，也就谈不到甚么改变了。冯友兰1980年这样的忏悔，曲折的为自己当年的多变和善变做了一些辩护。他一再要说明的无非是，那些文字全是应景敷衍之作，并不曾花过多少心思，当然，也就不代表他的思想了。后世读者又何须大惊小怪呢？

　　1959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到人民公社，有如下一段话26：

　　我们说人民公社好。杜勒斯说：人民公社是有史以来最坏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为是的，帝国主义国家必以为非。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受到帝国主义的诬蔑和诽谤，那就证明我们做的对了。

　　我之所以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内容荒唐，而且逻辑错乱。一个精于逻辑分析的冯友兰，竟说出如此不通的话来，他岂能不知。这种超出常情的愚蠢，不妨解释为冯友兰对共产党的一种戏弄。

　　冯友兰在许多自我批评的文章中，引马、列、毛的著作来作贱自己当年的思想，这种自我丑化的过程，最可以看出共产党在50年代进行思想改造的残酷手段，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为加害于我的人高歌欢呼！这种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其惨毒之程度，远非秦始皇、汉高祖所能比拟。冯友兰写那样不堪的忏悔和检讨的文字，一方面固然是侮辱自己，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侮辱共产党呢？以冯氏思想之缜密，对这一点，他不至全未想到。

　　四、结 语

　　批评冯友兰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多变、善变、逢迎、谗媚的一面；而忽略他也有"见侮不辱"的坚毅和超越。"见侮不辱"是一种"不动心"，也是一种"忘情"，将之理解为"无耻"固可，将之视为"坚毅"，亦未尝不可。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能。诚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所说："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27在这"三不"之中，体现了冯友兰顽强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1980-90），是精彩重要而又多产的一段岁月，也是他结束30年"检讨"之后，开始写"检讨的检讨"，他在90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是他的回忆录。对自己1949年之后的升沉坎坷，有比较诚恳的反思和剖析，读来亲切有味28。

　　冯友兰就死之前的力作则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修史"是中国历朝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公道即使在今生讨不回，可以俟诸来世，俟诸千万世！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8月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页95-101。

注释
1张君劢：《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发表在1950年香港《再生杂志》，收入蓝吉富：《当代中国十位哲人及其文章》（台北：正文出版社，1969），页66-70。
2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第4期（1977），页12-23。
3傅伟勋：《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当代》，13-14期（1987），页107-21、1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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