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新建筑一旦开工，则又有一个建设新建筑的材料选择的问题。破坏派主张选择西方材料，而建设派则主张将中国传统材料做更新后重新使用。这样，中国现代一切有关于文化建设的争论，大体集中于两个方面：要不要将旧屋撤了,或同意撤，撤到什么程度；建造新屋，是全选西方材料（全盘西化）还是全选中国传统材料，抑或中西合用。假如是一个文化的保守派，首先他不同意将中国封建文化的老屋撤毁，再就是拒绝一切西方文化资料的输入。事实说明，王国维对西方学术抱欢迎态度，决意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以助本土的文化建设。他开展叔本华、尼采与康德研究，在观察与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更具深度。

　　王在1905年写有《论近年之学术界》有以下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学术与文化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中的，而在文化进化过程中"外界之势力之影响学术，岂不大哉！"。他将中国文化发展立出一个进化表来，自周之衰，文王与周公的势力逐步瓦解，于内是国民智力的成熟，于外政治纷乱的不断，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社会之需要，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化上"灿烂"。王将这个时代称为"中国思想的能动时代"。至汉武以降，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也但守师说，无创造之思想，"学界稍稍停矣"。他对佛教的东传，乃是抱持一种肯定发态度，值中国思想逐步走向僵化之时，佛教的出现，使中国学者"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他取得佛教之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思想受动之时代"。他肯定宋儒的作用，在于使中土思想与佛教思想得以调和。中国思想由此走出停滞的低谷，"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总之，中国思想有其能动之时代，有其停滞之时代，外国思想进入中国绝不是坏事，而使其由停滞而受动，由受动复转入能动。"至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也。"

　　显然他对西方学说，不是惧怕，不是回避，不是抵拒，而以兴奋之情，一路鼓呼，迎它过来。因为犹如佛教之东传中国，必将使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大转化，由停滞而入"能动"。他也看到外域思想传入古则易，今则难。原因就在于"唐宋之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也不似今日，有"入主出奴"的思想，"故其学易盛，其说易行"。然而他还是坚决反对拒斥西学的态度，"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此又不然"。何者？"知力人人之所同，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能解也"，因而苦痛，因而怀疑， 因而有于思想真谛之渴求。一种思想毋论来自外国或出自本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故不必去讲求其出自本土还是来之域外，尽管拿来即是。或许外国思想"其观宇宙人生也"，在方法或表述上总有不同，然取来解决人生之问题，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不顾此目的的重要，而纠缠于"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


　　王国维力主引入西方思想，有他的道理。他总觉得，思想有政治思想，有道德思想，此总是维护帝王的利益，总是对社会发生直接的功利。殊不知在以上两类思想之外还有灵魂的思想，心灵的精神。此类思想与前叙思想不同，看来不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却绝对是为救度精神的饥荒，充塞灵魂的空虚，护持心神的安住。一个社会既不可少政治与道德的思想也不可无心灵的精神。唯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说到这样的问题。他感叹云，中国的哲学家只是提及前两类的思想，只是为政治服务。"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于此对应，他们虽是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他对中国哲学不满以至失望，忧结的思绪终与海外哲学相连，灵智的慧目终于投射于康德、叔本华与尼采。

　　思想现代化的道路，或者说文化建设的历程大抵是采纳西学，融会中学的道路。就采纳西学而言，又经过三个层面。其一是对西方器物文化的接纳，其二是对西方制度文化的采择，其三是对西方心灵文化的领会。这三个层面呈互为表里，逐层深入的态势。人们对西学的受容过程，工具器械文化的接纳在先，制度文化的采择于中，心灵文化的领会于末。就难容易程度来说，接受西方的工具文化最易，接受制度文化已难，而领会西方心灵文化（即王国维所说的"纯粹哲学"）则最难。在王国维的眼里，西方算术、天文、地理知识的传播于中国，"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即使严复译书，耸动一时，也也只是功利论，"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即是工具的，非心灵的。此种学说，也仅于"社会"有益，"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也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王国维才在他刚踏进学术已经的领域，就将"纯粹哲学"即心灵文化选为自己主攻科目。也正因为此，王国维可称是最早将西方心灵文化引入国内，进而关注中国心灵文化建设的知识人中的一个。

　　对新语言的接受与欢迎，是王国维欢迎新学的又一体现。他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表达以下思想：近年来在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言语代表着国民的思想，观语言国民之思想即可知。如影随形，语言因时而变。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时已"苦其不足"。当世之语言，至翻译西籍时也"有苦其不足"者。世事迁移，语言不变是不可能的。就今日来说，中国文化语与西方文化有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故此原因，西方"语言之多，自然之理也"，中国向西方学习原因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他又指陈："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0年之前，西洋学术之输入仅限于形而下之学，故对中国文学语言的触动不大，而近数年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致使中国语言发生莫大变化也是时势所促成。他肯定日本学界新出之语言传播中国的必要："形上之学渐入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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