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因为这书其实是这位思想者自己与自己的对话,难以转述;其次,思想者在自我意识中的对话永远没有‘结论’,因此任何转述都将成为整个‘过程’的转述;最后,任何转述都会冲淡了对话者的情感,阿伦特是用‘心’在思考。
“...1974年春,她再度回头写作[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意志”篇的第二个系列,但在她的第一次演讲之后,心脏病发作中断了写作。1976年春,她再次试图完成“意志”篇,同时,她已经把[本书的第一部分]“思想”篇及“意志”篇的大部分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她教的班上讲完了。[本书计划的第三部分]“判断”篇,她还没有开始写,虽然她已经把该篇的一些内容在芝加哥大学及新学院的康德哲学演讲中讨论过了...。1975年12月4日,星期四晚上,阿伦特正在家中款待朋友们,上个星期六她刚刚完成了“意志”篇。突然,心脏病又发作了,这一次带走了她的生命。她的打字机上还留着一页纸,已经开了一个头,上面写着:“判断”。这说明她是多么急于---在上星期六和这星期四之间---要开始这第三部分的写作...”(译自<心智人生>编者后记)。
“不是尼采,而是黑格尔,第一个指出:‘涌动在现代宗教情感下面的是这样一种情感---上帝死了。’”她的老师海德格尔这样告诉学生。(黑格尔是在1802年<信仰与知识>里说这段话的;参见孙周兴译海德格尔<林中路>,页221,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阿伦特继续写:“...我们活在现代的人,在我们开始盘算我们比前人都有哪些优势时,或许更明智的是反思一下当我们说神学,哲学,形而上学已经走到头了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肯定而言,这不意味着上帝已死,因为我们实在对上帝的存在性一无所知,甚至连‘存在性’这个字眼用于修饰‘上帝’也不对头。我们真正意味着的,是几千年来我们思考上帝的方式不再令人信服;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死了’的话,那么正是传统的关于上帝的想法死了。类似地我们可以认为所谓哲学的终结或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关注的古老问题丧失了意义,而是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再令人信服。”
阿伦特深爱着她的老师海德格尔,那个“编瞎话从不脸红”的海德格尔,知晓他与纳粹之间的关系只为她的爱增添了更多的苦涩,却不曾真正减弱了这爱,“每次约会的方式都完全由他决定,随他的意愿更改,...她则只是服从他的安排...。”她死后一年,他也死了(参见戴晴,董鼎山译<汉娜.海德格尔>)。虔信的她,爱着思想与行动如此剧烈冲突的他。更何况她始终还保持着与另一位导师,海德格尔终生的密友,纳粹的敌人,耿直的雅斯贝尔的友谊。“她怎么可以继续保持对海德格尔忠诚,他在政治上,她必须认为,是属于那些迫害她的人的,她怎么能保持对他忠诚而不背叛了自己呢?...直到他们战后的第一次会面之后,她仍然这样给他写信:‘那个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真是对我全部生命的意义的再确认。’”(Rudiger Safranski,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年, 第22章)。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心灵与头脑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冲突。所有这些刻骨铭心的体验,在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分出席耶路撒冷对纳粹杀人魔王埃什曼的审判时,终于酿成无法抗拒的写作冲动---什么是思?老师海德格尔的<什么召唤着思?>无法令她满意。什么是思?纳粹分子的行为不再可能用无视道德(或缺少‘良知’)来解释,因为行为的‘非人性’太明显。阿伦特觉得,真正的原因在于罪犯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过。不思,我们生存的烦让我们常常‘忘记’思考。思的‘被遗忘’比老师说过的‘存在’的被遗忘远为严重。或者,因为“存在与思原本是一回事”,所以不思是罪犯遗忘了‘人’的存在的原因,不思使人变为邪恶。思想真的只是‘静观’吗?思想真的无法影响行动吗?在行动的意志与静观的思想之间的是什么?道德判断是一种意志力量还是一种思想力量?没有人比她更有资格来写这样一本书,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用心灵,而不是用谎言(包括遮遮掩掩的行为)。
让我先以不分段落的方式(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实在非常紧密)讨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宣言“上帝死了”的分析中的几个段落(参见孙周兴译海德格尔<林中路>):“...疯子乃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呢?我们的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要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页272)。‘理性’?海德格尔所说的理性正是逻各斯沦为‘存在论-神学-逻辑’以后的理性,也正是康德呼吁我们推拒的‘知识’(从‘主体-客体’两分的科学理性而来)。那么海德格尔此处所说的‘思想’是什么?这‘思想’如何离开‘理性’而思考呢?从海德格尔后期的论说来看,这离开了‘理性’的‘思想’的方式显然是‘诗’。他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结尾处这样写道:“那么,思就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思才把思想的早先带到有待思的东西的近邻”(<林中路>页383)。‘诗’,不服从‘逻辑’。诗人用‘心’思考,诗人的思乃是本真意义上的‘心智’,而‘理性’只是苍白的,被抽离了存在之真理的‘科学-神学’。海氏从莱布尼茨<单子论>那里发现了令诗人激动的东西:“...称之为‘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和激动完全支配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知觉的和欲望的存在者。尼采...把如此这般规定着在其本质中的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把捉为‘强力意志’”(<林中路>页236)。尼采说:“只要有生命的地方,我就会找到‘强力意志’...”(页239)。尼采还说: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页241)。对海德格尔而言,“思与存在原本是一”。那么,令诗人激动的东西与存在的本质是否为同一的呢?是否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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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读布伯,哈贝玛斯,汉娜.阿伦特》这篇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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