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1996年4月，  日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1997年9月，  两国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冷战后同盟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差该如何理解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受到质疑，　  而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论则显示出其内在的价值。
　　与现实主义同盟理论注重权力和系统结构因素有所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的同盟论强调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  ）的同盟建立后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建构主义的同盟论则从规范（norm  ）、　　认同（identity）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同盟。它们对冷战后同盟现实的解释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同盟理论的某些缺陷。
　　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理论当中（注：奥利·霍尔斯蒂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共统计了417  项关于同盟的国际政治学命题，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参见Ole  R.　Holsti　etal.,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  NewYork:John  Wiley  &  Sons,1973),pp.249-283.），所以笔者介绍的重点也在于此。
　　　　　　一、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含义似乎人人皆知，但要找到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却并非易事。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Snyder,"Alliance  Theory:A  N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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