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列宁曾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由此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这种渐进实现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典型议题。美国人权学家杰克·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注：［美］杰克·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因此，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有些东西，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其前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页。）毫无疑问，我们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如果搞多党竞争那一套，必然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四分五裂、连年内战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党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代党的问题，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
　　第六，政党的定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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