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
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
五.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被拒之门外。(31)这才是雅典与斯巴达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服从政治军事上领导以外以外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导致了盟国的背叛。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纵欲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纵欲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以释放人的欲望为取向的,但在现实斗争中又要求绝情寡欲,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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