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挑战祖先、习俗或神的权威。对于哲人来说，生活在祖传的神圣法律中，等于生活在昏暗洞穴中。哲人依据“自然”生活，但又与民众生活一起，就像是从阳光世界回到昏暗的洞穴。对于民众来说，顺从祖先的法律是美德，但在哲人眼里，顺从却是恶习。与民众的顺从德性相对照，哲人的德性就是疯狂──无畏神圣的法律。“雅典哲人”因此意味着与神对立的人。民众敬拜神、赖习俗为生，哲人与神和习俗对立，等于与民众对立。


　　接下来，施特劳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法律篇》以“神”这个词开端，这是柏拉图唯一以这种方式开头的对话，以“神”这个词作结的柏拉图唯一的对话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雅典老哲人苏格拉底驳斥了对他不虔敬和不敬拜雅典城邦崇拜的神的指控。看来，在哲学与承认城邦之神之间，存在着冲突。（《什幺是政治哲学》，页78）


　　哲人与民众敬拜的神相冲突，这与“什幺是政治哲学”有何相干？固然，神学──关于民众所敬拜的神的知识因此与哲学发生了关系。然而，如此关系怎幺又是政治的呢？


　　苏格拉底研究自然的事物的方法是，通过对话检察人们普遍认为的意见，使意见转变成认识，这是一种理性的美德──依循自然的德性。然而，民众意见虽然不一定是理性的，却通常最具政治权威性，因为这些意见“是城邦及其法律──最庄严的约定──批准或认可的”。为了求得真正的认识，“苏格拉底甚至不得不超越法律或约定而追溯到自然”（《政治哲学史绪论》，页4－5）。这样一来，苏格拉底的理性就难免与现存法律或习俗作对，在政治上处境危险；倘诺这法律或习俗还声称自己敬神，苏格拉底就成了渎神的人。苏格拉底被控渎神和蛊惑青年后，在去法院聆讯的路上撞见分管宗教事务的全国人大代表游叙弗伦，竟然缠住人家问：“什幺是敬神”，何为“虔敬的本质，一切虔敬的事之所以为虔敬的特性本身”。19 与苏格拉底说过一阵子后，游叙弗伦终于发现这人是疯子，不理苏格拉底还要继续问“什幺是……”，称有急事走了。


　　《法律篇》以提到“神”开头，《申辩篇》以提到“神”结束，这本身就是特别需要解释的要点。施特劳斯没有解释，却转而问：苏格拉底被人民法庭判死刑后，为什幺不逃跑？苏格拉底没有被关押，不是没有机会逃，也不是没有地方可逃。不妨这样设想，假如苏格拉底在中国被判为思想异见份子，他可以逃到哪里去？一种选择是逃去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或者逃到东南亚某个国家躲起来。


　　中国和美国都是有法制的国家，苏格拉底在有法律的中国都会被判思想异端，到美国也不会成为思想正确的人。中国和美国的法律都是人民的习俗约定的或敬拜的神传喻的，尽管这两个国家的神完全不同。哲人并非与这个神不和、与那个神和，而是与所有的神都不和。


　　逃到东南亚某个国家？那里的国家法制还不完善，社会秩序根本谈不上──没有民众敬拜的神、或习俗没有成为法制，才会如此。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不安定不说，肉体生命也没有保障，不晓得那一天会在某个（通常因肾上腺素过多而）生性野蛮的人手下死于非命。施特劳斯设想，如果要逃，苏格拉底一定只会选择逃去美国──逃去克里特。


　　如果苏格拉底逃到克里特，必然会把自己身上哲学的“疯狂”带到克里特，与那里的民众敬拜的神又发生冲突。《法律篇》中出现的那位“雅典哲人”，很可能就是苏格拉底，于是才会有《法律篇》中“雅典哲人”与当地长老讨论法律正当性的情形。


　　苏格拉底事实上没有逃去美国，而是选择了接受人民法庭的宣判死在中国（雅典）。施特劳斯解释说，苏格拉底的这一选择经过了审慎考虑，是“最高尚的政治选择”：“苏格拉底宁愿在雅典保护哲学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不愿意为保全自己的性命把哲学引进克里特”（《什幺是政治哲学》，页79）。


　　问题来了。为什幺要假设苏格拉底逃到克里特去？如果这种设想不是毫无意义的，含义是什幺？


　　得看清楚：不是施特劳斯在假设，而是苏格拉底的所闻世弟子在假设（施特劳斯提到亚理士多德的提示）。假设不仅表明，苏格拉底曾经面临自己个人生命的生死抉择，而且表明，起码直到苏格拉底的所闻世弟子，希腊哲人都还在为哲人自己的生死抉择费神。苏格拉底的生死抉择，不是像存在主义者萨特所推荐的那样，无论选择生还是死，都证明了自己的自由；或者反过来说，无论选择什幺都行，只要显明自己的自由能力。苏格拉底经过审慎考虑的抉择，不是基于“我的自由”、而是基于“我应该如何生活”的考虑。这种考虑基于如下信念：“我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非逃去美国或死在中国都是同样正确的选择。


　　苏格拉底是刺猬哲人，其含义并非如柏林描绘的那样，仅是信守先验法则、价值的绝对一元论，而是相信，在不同的价值面前，应该作出经过理性思考的正确选择。


　　施特劳斯为什幺选取柏拉图、而非亚理士多德来说明政治哲学的古典形式，现在才清楚了。柏拉图的对话记载了西方政治哲学创始人苏格拉底自己亲身的生死抉择。政治哲学──或者甘脆说哲学──的起源，就在于哲人的美德──疯狂与民众信仰相冲突时引出的政治（等于价值选择）问题。


　　为什幺施特劳斯说苏格拉底作出了“最高尚的政治选择”？仅仅因为他的选择是理性的审慎考虑的结果？雅典（中国）和克里特（美国）不是都有法制吗？为什幺在雅典（中国）可以为了保护哲学而死，却不能为了活命把哲学带到美国（克里特）？何况美国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苏格拉底“高高兴兴、平平静静”饮尽杯中毒酒，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步后觉得腿重了，躺下来，吩咐友人克里同宰只公鸡祭献给民众信奉的郎中神阿斯克勒庇俄斯。20 当时周围失声痛哭的人都搞不明白，苏格拉底此举要表达什幺临终遗愿。历史学家们根据社会学、人类学法则解释说：当时毒酒慢慢开始起作用，苏格拉底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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