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狐狸算了。


　　《什幺是政治哲学？》的第二部分，显得是一篇精心的柏拉图论──通过柏拉图来解释什幺是政治哲学的古典形式。这无异于说，搞清了政治哲学的古典形式，就等于回答了何为政治哲学。


　　开始解释柏拉图之前，施特劳斯讲了一段让人不知所云的话：政治思想的古典形式具有“自然的”特征（the “natural”character of classical thought）。“自然的”是什幺意思？施特劳斯并没有给出清楚的说明。从字面上意思来看，“自然的”与“传统的”相对：不能说古典政治哲学是“传统的”，那个时候还谈不上有“某种政治哲学传统”。相反，西方政治哲学的某种“传统”倒恰恰是从这种“自然的”哲学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传统在哲学家与政治事务之间起着类似于屏障的作用”，因为传统的政治哲学家“讲公民的或政治家的语言，几乎从不运用市场上不熟悉的术语”（《什幺是政治哲学？》，页73）。由此来看，所谓“自然的”似乎又有了别的含义。


　　施特劳斯又说到：“如果一个人受自然而非习俗、习传的见解和传统支配，遑论受一时兴致支配，这个人就被认为是自然的人”（《什幺是政治哲学？》，页72）。这里所谓“自然的”，又好象在说某种类型的人──哲人。历史上的哲人很多，所谓“自然的人”似乎指的仅是那些遵循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的哲人。这种哲人的所谓“自然的”特征，看起来是指他们“摆脱了一切狂热，懂得邪恶最终无法根除，从而主张人对政治的期望必须温和”。


　　即便不理会这段令人费解的说辞，仍然有两件事情需要先想一想，不然可能整个这一部分读来都不知所云。


　　首先，施特劳斯为什幺选择柏拉图，而不是亚理士多德、圣托马斯（这两位麦金泰尔所看重的古典大师）或西塞罗？再有，为什幺施特劳斯采用解经方式展开论述？柏拉图的对话当然是西方思想的古代经典，施特劳斯的论述方式，显得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经学方式（有国朝学人曾扬言，西方思想传统中没有经学，唯敝国才有）。可是，这种方式不是已经过时了吗？


　　《什幺是政治哲学？》的演讲之前，施特劳斯刚刚发表了《自然权利与历史》（1953）。《什幺是政治哲学？》中所谓“自然的”政治哲学或哲人，难免令人联想到“自然权利”。


　　从谋篇布局来看，《什幺是政治哲学？》与《自然权利与历史》几乎完全相同：该书头两章分别攻击历史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社会学，随后两章解释古典的自然权利观念，后两章讨论近代哲学的自然权利观念。看起来，《什幺是政治哲学？》就像《自然权利与历史》的缩写本（《什幺是政治哲学？》第二部分可与《自然权利与历史》第三、尤其第四章“古典的自然权利”对勘）。


　　何谓政治哲学的问题等于何谓“自然权利”及其历史演化的问题？古典哲人何曾讲什幺“自然权利”，这一概念不是典型现代的自由主义概念吗？


　　《自然权利与历史》导言一上来就祭出美国的“独立宣言”，并马上据此抨击美国的社会科学状况：虽然美国的主流学人信奉“独立宣言”中作为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原则的“自然权利”，实际上却像魏玛民国的学人那样，信奉的不过是历史相对主义，仅仅将这一原则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神话”。“独立宣言”遵奉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看作自然的权利。所谓“自然的”，在这里显得是与“实在的权利”（positive right）相对的。“实在的”这个词，既让人联想到实证主义法学，又难免令人想到历史主义法学（导言中仅三个脚注，一个提到凯尔森、一个提到基尔克）。业内人士都晓得，这两种主流的法学理论，都讲究“自然权利”，而且这两种不同的“自然权利”可以用来支撑不同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的国家或民族主义的国家。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自然权利”实际上与真正的“自然权利”毫不相干、甚至相反：“摒弃自然权利，无异于承认所有权利都是实在的权利，而这意味着，何谓权利仅仅取决于各国的立法者和法庭”（《自然权利与历史》，页2）。


　　任何实在的权利都基于“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要具有实在的效力，自身就得有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或者说拥有一种何谓正确与错误、应该与不应该的决定权。如此决定权使得这一“自然权利”具有强制、甚至可以说专制的权力，以为“自然权利”就是对抗专制，恐怕搞错了。凯尔森以实在的法律秩序取代传统的自然法，以便勾消自然法具有的价值决断（等于专制）权，不过使得法律秩序成了拒绝作出价值区分的专制者。恶法非法。“实在的权利”的正当性必须基于“一种不依赖于、且高于实在权利的正当标准（a standard of right）”。实证主义法学何以可能以“价值中立”的法律规范系统为“实在的权利”的正当性辩护？


　　寻求可以用来支撑人们判定“实在的权利”的善恶的“正当标准”，因此是必须的。按历史主义法学的观点，这种“正当标准”就是人类诸社会“天生”所有的“理想”──体现在我们习传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制度之中“理想”。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是自然形成的，其“理想”据说就等于“自然的”正当。倘若如此，“自相残杀的原则就会象文明生活的原则一样，是说得通或合理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理想，人人相残的社会所拥有的理想，不会少于文明社会”（《自然权利与历史》，页3）。如果“自然的”等于社会习传或民族传统的“观念”，无异于承认纳粹的理想是说得通或合理的。纳粹自认为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同样有自己“自然的”（等同民族习传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以“自然权利”作为国家的政治正当性原则的美国，支配知识界的却是实证主义（以后有又历史主义17），无论如何是一个讽刺。施特劳斯在当时的美国说这样的话，并非耸人听闻。那个时候，极右的麦卡锡主义正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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