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自我中心主义）还是民主自治思想（并非政府专制主义）提供范例，使得自由与秩序、个人与社会之间求得平衡，从而指出一条通往内在的（但并非是超验的）现代性批判的道路。在政治思想的研究衰微的过程当中，类似于上述的各种差异也日渐消失，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趋于定论而不再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个结论并不逊色于海德格尔关于遗忘存在的判定。但是，除上述之外，我们不能排除斯特劳斯的思想图景有发生其它变化的可能性。将来有一天，如果斯特劳斯的其它作品，尤其是他在大学里所做的百科全书式的演讲问世，现在的这种局面一定会有大的改观。


　　斯特劳斯那带有谴责意味（非历史的批判）的解释在《论马基雅维利》一书中发挥到了极致。这本书不再关注英国的理性主义在思想史上的转折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佛罗伦萨大政治思想家的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马基雅维利》一书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如果把它放到美国当代历史的背景中去看，这一点尤为贴切。尽管有详尽的背景解释，但《论马基雅维利》中许多冗长段落读起来仍让人感觉好像在做精神驱魔训练。麦卡锡主义两分式的世界观即冷战思维以及充满世界末日恐怖的怪异态度，对于斯特劳斯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斯特劳斯也不乏反共产主义的倾向，这在50年代尤为明显。他抨击现代政治思想中的道德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这种抨击既针对西方自由主义，更针对美国的现状。这一点清楚地记载在他当时的教育学论著当中。我们可以把斯特劳斯的影响看作美国保守主义的托词和借口；尽管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斯特劳斯两面出击，占据更高的位置，从一种“超越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一切现代意义上的政体持一种愤然态度。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的这种超越姿态从一开始就在他的天启式的原教旨主义中埋下了种子，并指明了政治神学的核心。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政治神学在最终意义上远离了现代性，就认为它是趋于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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