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哲学王”思想，都反映在对《法律篇》的严密诠释当中。我们将看到，在斯特劳斯那里，正是这篇对话在所有文本中最具权威性，也成为类似古典文本模仿的对象。起初，他并没有使用柏拉图的文本，而是色诺芬尼的对话著作《神殿，或论僭主政治》，以便体现主题与方法的统一，从而得出下面这段反历史主义的文字：


　　“思想史家的目标在于理解过去的思想，使其仍在当下存在。换句话来说，尽可能地作到像文本的作者那样去精确地理解文本。”这意味着脱离历史和社会环境去进行纯粹的纯文本解释。


　　在今天看来，这未免太拘泥于对话的形式了。


　　一方面，斯特劳斯从反历史主义立场出发，得出不少有趣的见解，另一方面，又主张对文本进行纯内在的解释。这当中所隐含的缺点也很明显。当时学术界不但从理论上认识到，而且在实践中去干涉或反对日益兴起的极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但事实上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从根源上也未对僭主政治进行“古典式的”分析。斯特劳斯晚年在《神殿，或论谮主政治》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两种事情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说明斯特劳斯试力前意识地去突破“解释学循环”和方法上的决定论，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一以贯之。他对后世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以斯特劳斯与亚历山大·科杰伍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争论为例，表面上，他们好像在争论文献学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在争论人们在阅读古典文本时应赋予文本以什么样的地位。斯特劳斯认为，在对实际政治问题进行分析时，他完全采用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做脚注的方式进行。这最清晰地，同时也首次明确地表明，拟古释今与现实分析之间存在着鸿沟。


　　斯特劳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发表的文章中，神学与哲学基本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很难看了孰轻孰重。在他思想成熟（中）期作品当中，他对神学与哲学也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然而，在处理哲学和历史时，或者说，在处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关系时，他流露出了强烈的感情偏向。他在1949写的一篇纲要性文章中写到，“政治哲学不属于历史学科……，政治哲学更不同于政治哲学本身的历史。”同年，他在芝加哥瓦尔格林（Walgreen）就政治思想史做了一系列演讲。这些讲演奠定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的声望与地位。尽管他的表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都显得模棱两可；不过，这些表述还是向人们提供了理解他那些晦涩作品的一把钥匙。从学科分类的角度讲，这些作品属于现代政治科学的次级学科即政治哲学。从30年代开始，斯特劳斯着手研究霍布斯。


　　逃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而移居海外，虽斯特劳斯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那本研究霍布斯一书的出版正与此相偶合。由于写作风格上有“本意”与“寓意”这别，而斯特劳斯偏爱后者，上述事实就被遮掩了起来。他在牛津进行研究时候，就开始该书的写作工作，1936年出英文版，而德文版到1965年才面世。此时，斯特劳斯的研究重心已从霍布斯的新方法研究转移到它的前提研究。他明确地把这些前提看作首先道德的条件，有选择地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进行新的解释。自负、虚荣、畏惧暴力、害怕死亡，这些都为人类所共有。从对人类的这种悲观解释出发，他主张建立主权国家，这种政体融神性与世俗性于一体，集平等主义与机械论于一身，使和平得以保障。最为重要的是，要发现一个历史王国，在这一王国中，朝向理性发展的道德代替了盲目顺从自然秩序的伦理。原因在于前者是一种技艺伦理，而后者只是一种存在于人们理念之中的伦理。在这一王国中，节俭、勤劳、征服自然等这些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理想取代了由智慧、正义、谨慎、勇敢所构成的柏拉图式的伦理等级制。


　　斯特劳斯在多篇文章中在谈及到政治哲学功能的转向时，总结了上述道德类型学之间的差异：


　　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学已经不再拥有它在古典意义上的功能，即不再向人们昭示永恒完美的理想国原型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在现代的功能只在于首先为人们构建关于未来完美国家的纲领。此后，贬低历史而拔高哲学，实际上意味着薄古代而厚未来，原因在于历史与过去只是一幅永恒的画卷。


　　或者说诀别理性主义是主权思想的前提条件，它意味着用“权利”去替代“法律”、用“要求权的优先”（the primacy of claim）替代“义务的优先”（the primacy of obligation）。


　　这些言论很值得人们关注。它们不但凝聚着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喻示着斯特劳斯本人哲学思想的转变。这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斯特劳斯思想是大有裨益的。对各种文化价值作批判性比较研究的态度（当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态度）指导着他对霍布斯的研究。他尽量从类型学意义上，而不是从贬低、消解其价值的意义上去作价值评价。他后来在结束对霍布斯的研究之后才转而采用另一种研究方法。


　　斯特劳斯再次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从斯宾诺莎回溯到迈蒙尼德和法拉比，前后跨越一千多年。他注重对材料本身的挖崛；即使站在中世纪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的批向性也很明确，即指向古希腊哲学。在放慢对霍布斯研究、解释的同时，斯特劳斯着手研究西方哲学的早期历史。此后，他的工作就围绕早期哲学展开，内容涉及几个时代。他再次触及到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引起很大震动的“古今之辩”。在这场论争中，他放弃斯宾诺莎批判正统派的思想立场，站在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的这些思想详尽地收录在瓦尔格林所做的演讲当中，后于1953 年成书出版，取名《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经典读本，并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出版。


　　这本书在主题与结构的安排上别出心裁、意味深长，他把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安排在卷首。在20世纪的学术界中，认识论上和学科中的多元主义并不仅仅限于扮演一个陪衬的角色，相反它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着整个20世纪。在斯特劳斯看来，这种世界观（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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