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丹妙药，但在1933年以后，演变为一种立足于种族主义之上的秩序观。斯特劳斯站在他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驳斥了这位嫉恨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称他为“动物式野性的崇拜者”。在他的这些批评中，斯特劳斯在寻找“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然而，他的学说仍然未能摆脱抽象的色彩，而且从历史事件的进程来看，他的学说在政治上显得很不成熟。


　　他那超越自由主义的视角在他移居美国后出版的小册子中初显端倪。这本书的题目为《哲学和法律》，于1935年在德国出版。他对中世纪的犹太经典的分析，展示了他研究古文献的过人才华。步赫尔曼·科恩的后尘，斯特劳斯认为，迈蒙尼德实为一位理性主义古典作家，原因在于迈蒙尼德的法哲学思想与神学的哲学根基相得益彰。迈蒙尼德还饶有兴趣地研究了阿拉伯人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因此，神学传统主义在他的这本书中得到延续和进一步的强化。犹太教正统派主张对神迹的信仰和世俗的立法是统一的，两者在预言学那里得到了整合。他对犹太教正统派这一核心教义的关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斯特劳斯依据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对他个时代所出现的危机进行了揭示和说明。在这一点上，他与谢密特难分伯仲。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多少显现了宗教研究中敌友以贩踪迹：


　　启蒙运动的原始理念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与文化哲学相比，犹太教传统作出更为确切的回应。……因此究竟是选择正统思想，还是启蒙思想？这一两难“真理”问题最后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是因循正统派，还是做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斯特劳斯在30年代对历史—神学进行研究还另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在这里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异端。在中世纪封闭的世界观中，异端问题曾直接引发和促成了多起政治纷争。但他对此却另有看法。他认为，对异端问题可以采取独特的方式，使其同步地实证化和精神化。有关教义的“本意”（Exoteric）与“寓意”（Esoteric）之别，在此阶段的研究中首次提了出来。他随后在1941年发表的著名的《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书中，又再次提出“本意”与“寓意”的问题。他在以后的哲学思考中也始终保留了这一论点。至少我们在今天看来是这样的。该书表明作者试图将前启蒙运动的思想转化为现实，这不能不说有点怪异。其原因在于，他不但低估了现代极权主义进行大肆迫害的可能性，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流落异国他乡这样的事实有意避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该书可以作为理解斯特劳斯哲学思想活动的一个模式：


　　斯特劳斯始终不渝地钟情于政治神学。而在犹太人惨遭涂炭的年代，对于许多思想家来说，政治神学似乎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在这些思想家中，最典型的要数那些从希特勒的魔掌中逃出而沧落为难民的人。该书如果以方法论的形式介绍斯特功斯介绍了如何阅读古典文本，就可以免遭反对与批判，从而使神学问题得以在世俗世界中延续下来。斯特劳斯介绍了两种阅读文本的方法：一、从文献学和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常规科学”进行自由任意的阅读（把握本意的阅读）；二、在字里行间，体会和领略文本的含义。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坚持第一种阅读方法，以斯重建传统。在当时的美国，展现在斯特劳斯眼前的不是文明的断裂（如奥斯维辛大屠杀），而是正在崛起的、对古希腊典籍的研究。由于后者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此它绕开了（或者说填平了？）这种文明的裂痕。


　　“从开始论述斯宾诺莎的写作，神学—政治问题就成了我研究的主题。”这是斯特劳斯在1965年回忆往事时讲的一句话。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本人从事哲学研究的重心之所在。他在早期和晚期作品中，始终注意自己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即坚持神学诠释的方法。他曾坦率地承认，回归传统是他的真正竭力。人们要想真正理解斯特劳斯的后期作品如《耶路撒冷和雅典》等，就得首先了解斯特劳斯本人对于“忏悔”和“认知”抱有同等兴趣；否则，只会望文生义，曲解他作品的本意。他在《耶路撒冷和雅典》中指出，柏拉图的“世界生成学说”与圣经的“创世神话”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在选择古希腊人文主义还是基督教传统这个问题上，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折中、调和的观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把下面两种解释方法，即把“考证诠释的方法”与“对古典文章的权威性的自我解释方法”统一起来。这就是斯特劳斯为他的所有作品所预设的前提条件。这一点也是所解释学实体主义共有的特征。


　　这里，我顺便将其与海德格尔的隐蔽神学做一比较。海德格尔的这种神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后期作品当中。斯特劳斯热切地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整理。在1971年，汉娜·阿伦特称其师为“思想领域中的……隐蔽的国王”。斯特劳斯虽然在面世的著作中所反映出的思想史观与存在史观相提并论，这样做虽有失过分，但两者之间所隐含的相似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有这一切相似性都似乎与解释科学中本体论转向紧密相关。对于后者，伽达默尔已做了透彻的分析。


　　他们俩都主张回到古希腊哲学，从中探寻人类思想的本源。但是，尽管他们俩都定位于第一哲学，最终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主要表现在，一个放眼于遥远的上古，另一个却致力于古典时期。但他们在得出各自的结论时所采用的方式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存在与时间》而蜚声于哲学界的海德格尔最初受天主教神学的熏陶，先追问“基础本体论问题”，然后通过对经院哲学的研究通向亚里士多德的学术道路，完成“存在史上的一次转折”。同样，斯特劳斯在阅读古代文本中，清理出颇具代表性的另一路径。最后，他独树一帜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这种联系具体反映在他1945年所写的文章当中，随后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又被重新提及到具有纲领性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斯特劳斯着重表述了析拉图的理念主义。在此之前，阿拉伯的“法尔萨法”（falsafa）法拉比（Farabi），在一本伪书中曾做过此项工作。斯特劳斯在这里所建立的联系成为他以后进行哲学思考的模式：“自然宗教”的哲学思想与相应的政治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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