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是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十九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因此，"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欧洲人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并以此作为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西方人因为东方人在辉煌的昔日胜他们一筹而感到悲哀，而"现代"的胜利使西方终于得到心理满足，尽管向现代转型的东方对西方来说仍然暗含着"再度辉煌"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冲突的东方主义理论迎合了世界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紧张的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话语的夸张性无疑会使东西方处于新一轮对峙冷战状态。赛义德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1］

总之，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历史、学术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权力和控制形式的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这种有效在建立"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同时，使从事东方主义研究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失败"主义情绪中："东方主义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主义站在与世界一个地区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认为这个地区同自己所在的地区不同，因此它没有看清人类的经验，没有将东方看成人类的经验"。也就是说，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利用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而是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赛义德要质疑这种文化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削弱这种唯心主义式的文化特权，因为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同权力运作一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赛义德将福科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组合起来，强调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结构，但他不同意福科关于"主体死了"的命题，而是强调恢复"人"的范畴，并承认个人经验在提供理论和政治基础方面具有有效性。赛义德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当然，这种"对抗"不是民族主义式的，而是超越东方或西方利益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的。

处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2］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和"东方"彼此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力结构而寻绎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体。但是，在具体的文化分析和作家作品分析中，他却感到这一权力对立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这样，西方对东方的曲解误读就成为常态的和根深蒂固的，这种误读不仅出现在西方人的语言模式中，而且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中。就此而言，通过个体经验选择境遇并非易事。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研究中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强调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性不同，也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突出其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性相异，而是相当注重种族分析和政治干预，肯定了文化政治与帝国主义利欲的内在一致性。东方学者打入第一世界文化政治的高层，使"东方主义"对东方的整体误读出现了裂缝。同样，东方学者的对抗，也意味着西方自己内部的混乱。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文化内部出现了多种声音，也表明东方主义曲解东方的企图日益落空。因为东方的崛起已经使全球总体性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权力中心主义已面临即将到来的解体和世界文化政治新格局。

《东方主义》一书，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也遭致各方面的误解和攻击。为此，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95年在英国再版时，补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3]，申说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是一部宣传恐外仇外的、侵略性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书，而是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批判西方坚持东方主义立场的人，促使民族主义退烧，坚持东西方对话的超越性的著作，是对东西方对立境况的批判，而不是对这一僵化误解境遇的肯定，是面对世界上的文化霸权去努力消解霸权本身，而不是要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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