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首先、增强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成为首要矛盾。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承担起了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首要任务，同时基层政府的资源积累和资源提供的能力大大削弱。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政府实现政治调控方式的转变，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执行发展政策的创新，前提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资源支配量。当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必须注重政府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从现代化整体战略出发，社会体制应当支持基层政府重新建立其资源汲取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乡村企业较为发达、集体经济较为强大的地方，基层政府依然能够保持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调控，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其次、提高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积极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尤其要提高地方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提高地方和基层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与它们自觉地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权威相一致的。如果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这就不是政策创新，而是政策规避。就社会经济发展论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要抛弃政治全能主义，但需要统一的政治权威。就政治发展论之，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政府质量的固有内涵。

再次、加强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转变政府政治调控方式的能力。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在转型期社会大幅度地改革过程中，农村出现一定的失控和无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时间的社会秩序紊乱就会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任何紊乱和失序都会给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无法想象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能够在广大基层社会失序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改革，绝不是要割断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调控。吉尔伯特。罗滋曼认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大规模资源积累受到三个重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人口规模过大；二是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新的政策来促使城市集中；三是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缺乏能够起到抗衡作用的中间组织。除家庭和宗族的联系之外，可以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基础一直很脆弱。社会主义革命后政府以正式的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实现了政治整合。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扩展没有限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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