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艺术理论是现阶段数码文论的代表。所谓“数码文论”，指的是以数字编码与艺术之关系为重点的理论。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是和谐与比例”。这一派的波里克勒特说：（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①我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也接触到了“数”对于技能的重要性。《庄子·天道》所载轮扁之言称：“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历史上这类有关“数”与作品或技巧之关系的论述）如徐中玉先生发表于《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一文所提到的），构成了数码文论的早期形态，标志着数码文论发展的第一阶段。进入19世纪之后，有关数字的编码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其里程碑是美国画家莫尔斯所发明的电报码。不仅如此，有关数字的计算技术也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英国诗人拜伦之女阿达·洛夫莱斯第一个看到计算机作为艺术工具的潜能。在协助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巴贝奇建造分析机的过程中，她指出：分析机的操作机制可以对数字以外的其他东西起作用，如果对象之间的本质关系可以按计算科学的要求来表达的话。根据和声学与作曲学来定调的声音的本质关系同样如此。因此，分析机有可能谱写、制作音乐的科学篇。数字电子计算机在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后，对于运用这种新型机器进行艺术创作之经验的总结构成了数码文论的现代形态，亦可称为数码文论发展的第二阶段。互联网在20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迅速进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引发了范围空前广泛的艺术变革。它作为新媒体促进了艺术信息的迁移、艺术手法的创新、艺术经验的积累，从而有助于提炼新的艺术理论范畴。互联网艺术理论伴随着信息科技与艺术实践的互动而不断发展，并从相关学科吸收营养，正在形成自己的相应范畴及特色。由此出现的诸多艺术论著构成了数码文论的当代形态，标志着数码文论发展进入第三阶段。

 

一、 互联网艺术理论来源

在20世纪思想界，互联网艺术理论有三个主要来源：

（一）新媒体的社会探索

自19世纪以来，媒体的革新一直令人瞩目。从整体看，这种革新是电子媒体逐渐取代书面媒体在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若加细察的话，又可发现电子媒体内部不断推陈出新，从电报、传真、广播电视一直到计算机网络，从电子邮件、BBS、QQ到博客、播客以至于各种酝酿中的新的通信服务，简直令人应接不暇。与此相适应，对新媒体社会特性的探索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议题。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出版《理解媒体》（1964）一书，阐述了电子媒体所具有的非线性特征，并强调电子媒体的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事实上，互联网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德国著名作家安森伯格发表论文《一种媒体理论的要素》（1970），指出媒体隶属于意识产业，其作用是通过使人们接受不公正的社会而使之不朽。他认为：对媒体掉头不顾并非好办法。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倾向于行动而非沉思、倾向于现在而非传统的新媒体。它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与渴望占有、追求永生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不生产任何可以储藏与拍卖的对象，完全摒弃“知识产权”，并对“遗产”加以清算（这两者都是非物质资本）。这种观念与当今追求信息共享的互联网艺术家非常合拍。有“新麦克卢汉”之誉的鲍德里亚基于媒体、仿真及所谓“赛伯闪电战”（cyberblitz）构建其后现代社会学。他阐述了下述主张：后现代的特点是符号的激增。这些符号是由作为仿真机器的媒体生产出来的，其流行的结果是表征与现实关系的倒置。在媒体社会中，激增的符号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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