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再审案件是不可能碰巧拥有明确性程度如此之高的新证据的。如果将这一特殊标准当作普遍标准推而广之的话，将会无形之中大大限制了再审的提起，最终只是阻断了救济之途，因而是不可取的。
德国和日本都采取了第二派观点。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五款规定，得到新的事实、证据，仅根据这些事实、证据，或者将它们与先前收集的证据相结合，使得有理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对他适用较轻的刑法从而判处轻一些的处罚或者科处完全不同的矫正及保安处分。目前基本同意第二种评断标准，由于只规定“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因此这种赞同就只能体现在“判断是否有确凿的应当宣告无罪的证据，应当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日本的判例指出，（1）刑诉法第435条第6项规定的“应当宣告无罪的确凿证据”是指已经确定的判决中事实的认定值得怀疑，有相当的证据足以推翻该认定；（2）在作出这种判断时，对已经确定的判决中的事实认定有相当的怀疑，即可开始再审，在这个意义上，“疑罪从无”是刑事审判的铁则（最决昭和51（1976）年10月12日刑集第30卷第9号第1673页[财田川案件]）。判例适用的正是第二种观点。①
2） 关于明确性的判断方法
判断新事实的明确性是人的主观活动，所以该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鉴此，有必要规定一些外在制约性措施来防止任意开启再审程序。
日本有两种判断新事实的明确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个别评价说，即凭新证据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才能成为再审理由，此说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受先前确定判决中已有证据的证据评价的制约，所以此说又称之为心证继承说。另一种为综合评价说，此说认为，判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应将新证据和已有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而不受先前确定判决中证据评价的约束，所以此说又称之为再评价说。②德国刑事诉讼法采用综合评价说，判断再审理由的明确性，新事实既可以单独，也可以与作为前审事实基础的其他证据相结合作综合判断。③
在有关明确性的判断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这种新证据的明确性（即优势证明力）正巧处于临界点上，即出于有疑状态时，是否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即如果提出的新证据是有利于被告的，明确性存疑时，认定其具有明确性，而如果提出的证据是不利于被告的，则否定其明确性。德国有学者认为，当对新事实的明确性有有疑问时，应注重保障法的安定性，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判断，因而不允许开启再审程序。④而日本的判例认为：证据明确性，系对确定判决认定之事实，有使合理怀疑，足以推翻原认定事实盖然性之证据，而不采用必须具有推翻有罪判决之高度盖然性。⑤由此可见，对于新事实的明确性的把握实属不易，宽之则易造成滥诉之恶果，无法维持裁判的严肃性，过严则又无法实现再审程序的救济性。德、日两国的不同立场再一次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再审制度性质的理解差异，也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宽严之度全凭各国的刑事政策来调整。

三、中国刑事诉讼再审理由之分析
我国也设有刑事再审制度，但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审判监督程序，而不叫救济程序。据学者考察，我国的“审判监督”一词来源于苏俄，它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一种专门制度。①因而，不仅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而且作为不告不理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也有权提起再审程序。法院和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只有一条，即“确有错误”。这样一条缺乏操作性的笼统规定是很不利于再审进行的。相反，法律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理由，即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况：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完全借用了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的申诉理由，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了抗诉理由，这就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6条的内容。这说明当事人的申诉理由和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是完全相同的。下面就以此作为分析我国再审理由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再审程序从诉讼理念到制度安排，都与西方有着重大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体现到再审理由的设计上来。首先，从诉讼理念上看，如前所述，国外再审程序以救济为第一要义，纠错本身并不具有独立价值，它服从并服务于这一诉讼目的。西方国家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神，在启动再审程序问题上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意义在于禁止国家对于已生效裁判重开审判，从而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宣判无罪者，更是绝对禁止重复追诉。限制再审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既判力理论，法院的任务在于“定争止分”，如果对已生效判决任意启动程序，则不利于法律的稳定，这体现了程序正义要求。但是，这些因素在我国却难以得到严格遵守。我国的再审程序是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因此，我国将法的真实性居于法的安定性之上，因而导致片面突出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无论事实性错误，还是法律性错误，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纠错的对象。这种理念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它在夸大纠错功能的同时，却忽略了法的安定性的价值，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再审的救济功能则无从体现。笔者认为，法的安定性和法的真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应当通过救济原则来协调，即在一般情况下，法的安定性高于法的真实性，不允许重开程序。如果生效裁判存在重大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则允许突破法的安定性，而追求法的真实性，以实现法的救济性。如果不以救济性来协调这对矛盾，或者说限制国家追求法的真实性的冲动，则这种冲动最终会成为国家滥用刑罚权的借口，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现象。
但是，我国法律并不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因而，审查再审理由是否成立时不必作价值判断。这种完全脱离价值判断的审查标准，使刑事再审程序缺乏一个有效机制来处理法的安定性和真实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我国难以有效阻止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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