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证据的内容，再也无法证明犯罪人是通过作案才得知的。所以，对涉及到内知证据的案情，办案人员应当十分注意保密。一要严密封锁犯罪现场，不准无关人员围观，更不能入内。二是要做好被害人、目击证人的工作，在破案前，不得向他人泄露具体案情。再就是办案人员绝对不能将案情作为饭后茶余的话料，向亲朋好友吹嘘。四是在“协查通报”、“查找尸源”、“悬赏追捕”等文字中，不能表明可能作为内知证据的内容。五是办案人员在讯问中，关于内知证据的内容，不能有丝毫露口。只有做好以上几项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内知证据的“内知性”，确保其极强的证明力。关于这点，程达胜教唆杀人案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被告人程达胜因与本村村民黎玉孩、黎玉盛兄弟发生纠纷，多次争吵、厮打，遂怀恨在心，萌发报复杀人恶念，便教唆妻侄章用启杀害了黎玉盛。一审判处程死刑后，程翻供上诉，称：“没有让章用启去杀人，原供是公安机关拿着章用启的口供念给我听，还捆我、打我，我实在受不了，才被迫承认。”二审法院经认真审查查明，公安机关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认识到能否认定程达胜教唆杀人，除了章用启的口供外，难以获取其他证据，因而在整个预审阶段，要求对章的口供严加保密，不得向程透露。且许多具体情节是程先交代，章后供述的。 这些，都确保了内知证据的成立，有力驳斥了被告人的狡辩。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程达胜被处决。（8）
第二，坚决杜绝指供。很显然，如果内知证据的内容，首先不是由作案人自己供述出来，而是由办案人员“点”出来，那么，这种证据就根本不具有内知性了。一些错案，仅仅靠刑讯逼供是不可能酿成的。“当他向预审官申辩无罪并抗议审讯中受了警察们的折磨时，预审官马上反驳了他：‘暴力并不能使你了解那些地方！’”（9）所以我们说，从铸成错案这一角度来说，指供比刑讯逼供具有更大的危害。一旦经指供，在案卷中有了不少的虚假内知证据后，审查人员、审判人员很容易被误引入歧路，不再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认为这只是一种企图逃避惩罚的狡辩。“德塞耶案”就是这样铸成的。1948年5月8日，在法国的一个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两位老人埃梅里夫妇被抢，男的被打死，妻子重伤。后警方接到控告，是从拘留所逃跑的格根、肖万和码头工人德塞耶作的案。警方对三人进行了讯问，肖万承认是三人作案，但后来翻供。格根不停地强烈申明自己无罪，并提出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德塞耶先供后翻。预审法官对格根不予起诉，而德塞耶被押上了重罪法庭（该书中对肖万的处理没有提及）。因为预审官认为，德塞耶在陈述中提供了重要的细节：他指出了埃梅里夫妇房间里家具摆设的具体位置。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审讯他的警察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案件的调查，他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镇、村，更不知道被害人夫妇。如果德塞耶正确地描绘了这两位被害人的住房，就证明他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因为德塞耶不可能有其机会进入这幢房子。尽管德塞耶在法庭上坚持无罪，但陪审员们则认为：“如果他是无辜的，就不能了解这些细节。”法庭采取了妥协、折衷的办法：对按照“罪行”本应判处死刑的德塞耶，只判了十年徒刑。1952年2月，该案真凶被擒，德塞耶被无罪释放了。那么当初德塞耶怎么能够那么细致地描述埃梅里夫妇的家具放置情形呢？原来，警察分队的一位中尉在得到负责审讯德塞耶的警察们报告之后，立即来到监守着这人的地方。这个军官了解案件的所有情节，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并且画了草图。他和警察们面对神情慌张的德塞耶满以为捉到了真正的罪犯，他们反复提问：
“埃梅里家有几个房间？”
“不知道，”德塞耶回答。
“你很清楚，有两间！”
“是，是的，有两间！”
“那么，第一间房里的炉灶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知道，在右边……”
“是的，是……”德塞耶又同意了。（10）
原来如此，德塞耶便是这样知道案情的。反映在案卷中的全是经指供产生的虚假内知证据，检察官、陪审员和法官都被欺骗了。
第三，全面收集。一个内知证据，就好象是一条锁链锁住犯罪人，众多的内知证据，就宛如众多条锁琏，能牢牢缚住狡猾的作案人。上文所举的故意杀人犯马增德，便是这样被制服的。对一个侦查人员来说，客观上存在着内知证据，而不去发现它，并全面收集它，乃是一种严重失职。毫无疑义，自觉地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是一名侦查人员的基本职责和技能。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毋庸赘述。
第四，进行过细地调查，及时发现固定内知证据。有些证据具有十分明显的内知证据价值，如犯罪现场位置、被害人受侵害 具体情形、犯罪对象的特征等等。有些则在案发当时往往不甚明显。因此，在调查初期，如勘查检验、访问，必须十分过细，尽可能全面掌握各种 信息，并及时用文字、图像等加以固定。不然的话，原先工作不过细，甚至马虎，时过境迁，当作案人供述了具有内知证据价值的内容时，由于相关证据未能及时收集而泯灭，或者粗糙而无法弥补，从而就丧失了内知证据。因此可以说，过细的调查，是全面发现、收集内知证据的前提，是做好侦查工作的基础。



注：
（1）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2）该案例选自《刑侦精选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9页。
（3）（9）勒内·弗洛里奥（法）：《错案》，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第74页。
（4）（8）该二案例选自《刑事证据百例评析》，崔敏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7页，第310—314页。
（5）该案例选自《疑难凶杀案件研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82页。
（6）该案例选自《人民检察》1983年第5期。
（7）该案例选自1995年12月19日《中国检察报》。
（10）该案例选自勒内·弗洛里奥著《错案》，第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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