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他们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上册，P330，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他们的理性安在？
不错，可以说古希腊人比历时上的任何民族都长于逻辑思维，甚至，逻辑这个词，就是从希腊文逻格斯（λóγοs）演化出来的。但尽管逻格斯的语义中包含理性，但毕竟并不等于理性。所以天性争强好胜的希腊人热衷辩论，酷爱归纳，并且热爱到了偏离理性的地步，以至于伯里克利死后，古希腊的历史便成为“除了少数几个温和和真正高尚的突出事例外，这整个是一部在战争压力和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下的悲惨衰亡史”（基托：《希腊人》，P18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六

如果说，西方人在中世纪之前，主要偏重于本我的放纵；那么，在中世纪，他们则又拜倒在教会权威的超我脚下。例如，西欧各国曾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都处于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淫威之下：
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的原因都不知道。（房龙：《宽容》，P136，北京，三联书店，1985）
1483—1820年间，受迫害者达30余万人，其中1／3被处火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裁判所条》）
据估计，十五至十六世纪期间，欧洲有五十万人因被判有传播巫术罪而被烧死……供词往往是巫师在严刑拷打下招供……如果犯罪妖巫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作为奖赏，她便可以期望在被焚烧之前，被人扼死……当时的一位研究巫术之谜的专家约翰·马特豪斯·梅耶法斯写道，他宁可放弃万贯家产，也不愿回忆起他在行刑室内所亲眼目睹的景象……（马文·哈里斯：《母牛·猪·战争·妖巫——人类文化之谜》，P139～143，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研究结果表明，百分之八十二的妖巫是女性。在东窗事发时，那些无能为力的老妇人和下层阶级的接生婆，通常总是最先遭受指控。第一批受害者招供之后，孩子和男人的数量便会大为增加。在大规模惩处的疯狂时期，守门人，少数不多的富商，偶尔会有政府官员和教师，纷纷被处死。（同上引，P174）
你以为这些罪行仅仅是宗教裁判所及其豢养的暗探和走狗们干的么？不，还有大批贫困百姓的积极参与。因为他们居然相信“是妖巫和魔鬼而不是君主教皇使他们倍受磨难”（同上引，P172）。
我们在“文革”中也曾丧失过理性，但不过十年的时间。而他们却是五个多世纪！如果连历时200多年，同样有大量贫苦农民参加的十字军东侵也算上，他们丧失理性的时间就更长。
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理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至于近代西方人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大肆侵略，以及两次都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究竟有多少理性可言，就不必说了。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大哥大”，在以世界霸主和警察自居的美国，普遍迷信科学万能，沉溺于高科技创造的高消费，异化为消费机器，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0左右，所消费的能量却占全球总能源消费的1／4左右。为了维持这种居高不下的高消费水平，国家与政府便不得不不断加大军费预算和高科技投资，以维护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吸血管……理性安在？

七

如果这就是吴国盛教授所谓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理性世界”，那么，中国人就该以“缺乏这个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为荣。
如果吴国盛教授所谓的理性世界与世人和世俗无关，仅仅限于抽象的哲学范畴，那么，中国人似乎也并不缺乏“纯粹内在的理性世界”。
如果吴国盛教授是在哲学象牙塔中，用西方人也做不到的抽象理性来称量中国的世人和世俗，对不起，那就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用以教人，误人子弟；公诸传媒，误导民众。
当然，若深究，似乎也怪不得吴教授，因为，这类论调并非他发明，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普遍存在的食洋不化思潮的产物。他也不过是个人云亦云的受害者而已。
但无论如何，澄清这些是似而非的谬论，总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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