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即真理" ，而把人类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和冲突看成是真理与谬
误或善与恶的斗争，正是人间血流成河的根源。

柏林把马基雅维里视为突破西方一元论传统的第一人。马基雅维里深刻地看
出，古罗马人的道德观与基督教的道德观是不相容的，因此他的祖国意大利要想
" 复兴" 古罗马的光荣就必须拒斥基督教，如果接受基督教就不可能复兴罗马共
和传统。但柏林指出，马基雅维里尽管希望复兴罗马共和，但他并不就此谴责基
督教，因为他觉得要衡量古罗马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孰高孰低需要有一个标准，而
这个标准是不可能找到的，如果按上帝即基督教的标准，那当然罗马应该下地狱，
但如果让罗马公民大会来裁决，则基督教应该见鬼去，这根本是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的事。

因此一切问题只在于意大利人自己的" 选择" ，马基雅维里只是指出不同的
" 选择" 会有不同的结果。

马基雅维里对" 道德和宗教" 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这种看法，在维柯的《新
科学》中发展为关于" 文明"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全面系统论述。维柯以" 人创
造自己的历史" 为理论出发点，强调不同的" 文明" 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民
" 自己创造" 的，而不是一个上帝设计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性，更不可能找到
什么" 统一标准" 来裁定哪个文明高级或低级，就像古希腊悲剧与但丁《神曲》
无所谓孰高孰低，而只表明不同文明的不同价值取向。

赫尔德则进一步提出了不同" 民族文化"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民族
文化都有" 它自己的重心" （its 　own 　centre　of　gravity ）。赫尔德的
最重要见解是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固然有很多共性，但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
价值首先在于" 自家独有而别人没有" 的文化创造。柏林指出，赫尔德的民族文
化论极大地激发了德国一代文化人奋起创造" 自家独有" 的德国文化，使德国从
原先欧洲最落后的" 文化沙漠" 一跃而执欧洲文化的牛耳。赫尔德这种" 心智健
全的民族主义" （a sane　nationalism ）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力所在。

但柏林遗憾地指出，维柯和赫尔德等在十八世纪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积极阐
发，却在十九世纪以后被西方最新形式的价值文化一元论所取代。这种最新形式
的一元论就是所谓" 历史发展阶段论" ，亦即把所有的差异都归结为历史发展阶
段的差异，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被以" 历史的统一性" 为名再度纳
入了一种更为粗暴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因此黑格尔宣称文明的统一性表
现为从" 初级阶段" 的中国文明到最高阶段的欧洲文明的" 历史发展" ，马克思
更提出所有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柏林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西方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以致西
方社会科学的鼻祖孔德有这样的名言：既然我们在数学上不允许两个正确答案，
为什么在道德政治上就应该允许？

柏林在去世前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曾被问及，冷战结束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性通
俗文化是否最终将导致一个" 人类普世文化" （a 　universal 　 world　culture），
他极为挖苦地回答说，人类普世文化就是" 文化死亡" ，我高兴的是我马上要死
了，不会看到那一天！

柏林的自由主义如上所述乃以其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为核心。这一彻底
的多元论立场使柏林的自由主义不但不同于其它自由主义学派，而且深刻地引发
了自由主义本身的诸多理论困难。事实上，早在一九六一年，保守主义政治哲学
大师斯特劳斯（Leo 　Strauss ）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柏林著名的" 两种自由
概念" 无异于宣告" 自由主义的危机" ，因为柏林的价值多元论暴露了自由主义
无法奠定其" 绝对主义基础".

斯特劳斯的批判确实非常深刻而且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因为柏林自由主义的
不同寻常之处正是在于，这种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 反基础主义" （antifoundationalism）
的自由主义，是拒斥" 同一性哲学" （identityphilosophy）的自由主义。柏林
自由主义的着眼点毋宁是" 差异" ，是强调" 他者" 永远不可能被完全" 同化".
也正因为如此，柏林的自由主义深刻地预示并切人了今日自由主义面临的主要问
题，特别是"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turalism ）与" 民族主义" 等问题。事
实上，正如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拉兹（Joseph　Raz ）所言，" 多元文化主义"
的核心正是价值多元论，同时，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一贯批判" 世界
公民主义" （cosmopolitanism ）乃空洞乌托邦，一贯批判" 以个人自由为名而
否定自己从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乃是危险的谬误" ，
从而一贯强调" 族群归属感" 与个人自由同为最基本的终极价值，一贯主张一种
" 单纯的、温和的、本能的、民主的民族主义" （simple，moderate，instinctive，
democratic nationalism），不消说是以其文化多元论为基础。如果说，柏林的
这些看法曾长期是空谷足音，那么在九十年代则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重大主
题，这从晚近围绕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1992）的讨论，以及围绕尼斯浜（Martha Nussbaum ）的
《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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