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为主，而韦伯所使用的这些概念最初是用其他的现象，即动机合理化现
象和文化合理化现象来加以解释的。

　　接下来我还想对一个概念内容加以阐明，即：韦伯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在何种意义
上构成了现代欧美文化的一大特征？其中又表现了何种"文化人性"的普遍特征？

（3） 　　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内涵

　　众所周知，韦伯在其著名《前言》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摸棱两可的问题：

　　"一个在现代欧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问题时，一定会提出这样
的疑问：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现象，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
样，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
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41】

　　韦伯的说法之所以模糊，因为他搁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合理化过程是否具有普
遍有效性，或是只对我们具有有效性（我们作为现代人，从合理化的角度，去考察原始
文化的发展过程）。我的看法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韦伯命题，带来的是一种普遍主义
立场。当然，韦伯得出普遍主义结论，并非毫无保留。正如他的同代人所指出的，对待
西方理性主义，韦伯是从前科学的角度出发的，依据的也是他的日常经验；韦伯的立场
一直矛盾重重。因此，韦伯一直在寻找一个立足点，以便把充满矛盾的社会现代化限定
为文化的特殊发展过程。韦伯之所以认为理性主义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在西方具
备了一些历史条件，能够促使一种普遍现象第一次表现出来；而且由于，作为一种特殊
的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把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表达了出来。

　　另一方面，韦伯还明确持有一种文化主义立场。一旦有必要，他就通过反思的方法
，撤消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有效性"：

　　"理性主义是我们的着眼点，它就象是指路明灯，有了它，我们就可以部分地阐明
世界历史；如果我们看重连续性，它还向我们提出正确性要求。它是我们解释的起点，
它的发生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而且后来也一直保持了其特殊性。但现代西方文化同时还
有另外一个特征，即：一切文化人都会对它产生兴趣。因为它对文化人性（
Kulturmenschentum）的解释十分新颖，在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这不仅使它成为一种
特殊现象，也赋予了它一种特殊地位。这样，它就表现为一个普遍历史的问题，具有了
普遍意义和有效性。即便没有选择它的文化人，也被迫从中寻找对于文化人性的解释，
这种解释尽管没有束缚他自身的选择，但只要他想清醒地生活下去，他就必须和它保持
联系。因此，韦伯所揭示的视角，或所发掘出来的方向范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权利
。只要它同时承担着启迪的要求和正确性的要求，对于我们，它就永远都是一种选择的
权利" 【42】。

　　施鲁赫特（W. Schluchter）对韦伯立场的概述似乎切中了韦伯的自我理解，但韦
伯的自我理解只是在表面上把对待现代世界观的两种矛盾立场协调了起来。如果我们不
从目的理性和控制世界等概念出发，来勾画西方理性主义，而把世界观的合理化（作为
世界观解中心化的后果）当作入手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一种具有形式特征的
普遍意识结构难道不是表现在文化价值领域当中，而且，文化价值领域根据真实性、规
范正确性和本真性等抽象价值标准，沿着自身的逻辑在向前发展。科学思想、后传统主
义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及自主的艺术等，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
结构是不是作为调节性观念的"文化人共同体"的财富？普遍主义立场不一定要拒绝多元
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性"的历史特征，但它认为，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只限于文化内
涵，并指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达到了一定的"意识"程度或"抽象"程度，势必就会对
现代世界观的形式特征产生决定作用。因此，普遍主义立场涉及到的是现代生活世界所
必需的一些结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身，而认定这种普遍主义观念具
有必然性，那就会导致相对主义：它在理论层面上遭到了拒绝，在元理论层面上再一次
遭到否定。我认为，相对主义，不管是第一层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与韦伯在阐明合理
化问题时所依据的抽象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韦伯的立场当中还是有相对主义的
残留。这是他的一个动机决定的，要想摆脱这个动机，他就不能把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
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特性，而应当归结为合理化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所选择的一种
模式。

　　结合在《导言》中列举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韦伯指出：

　　"在以上列举的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而对于
理性主义一词，可以有诸多截然不同的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说明这一点。譬如
，神秘观照的'合理化'：也就是说，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是特别不合理的，然而，在
我们这里却是合理的，正如合理化的经济、合理化的技术、合理化的科学研究、合理化
的教育、合理化的军事、合理化的司法和行政管理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
完全不同的终极观点和目的来加以合理化，然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合理'的东西，换
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因而，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早已存在于不同文化
的各个生活领域当中；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角度说明它们的不同，就必须搞清楚，它们的
哪些部门被合理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合理化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寻
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并说明西方的独特性
" 【43】。

　　这段话集体反映了韦伯的文化主义立场，韦伯后来在关于新教伦理的文章中又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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