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传统本体论哲学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突破了传统的实体思维方式,着重从此在在世(being-in-the-world)的关系中去把握人的生存状态,他物的意义是在人与之打交道的方式中显现出来的,人本身的意义也是在其存在方式中显现出来的。总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于存在的方式。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的理性概念思维方式,强调了各种日常生活体验,如烦、畏、死、沉沦等通常被称为非理性的因素的意义。因此,把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也归入本体论哲学的行列,必然会由于术语的混乱而导致理解的偏差。根据瑞恰生(W.J.Richardson)所提供的情况,“Fundamental Ontology”(基础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一个术语,主要出现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和1929年出版的《康德与形而上学》之中。1929年以后,考虑到“Ontology”这一旧的术语所容易引起的误会,海德格尔已不再使用它。瑞恰生说:
1929年以后,这个词(指“基础存在论”)就完全消失了。1949年,我们被告之其原因:Ontology一词尽管有修饰语“基础”(Fundamental)解释它,仍太使人容易把为形而上学提供基础理解为一种高等的本体论。而本体论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称,必须被彻底抛弃。[51]
为了从错误或混乱的术语使用状况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五 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历史命运和基本特征
从把哲学命名为“形而上学”,定型为“本体论”;到哲学试图驱逐“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再到现代哲学中的所谓“本体论复兴”[52],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哲学史上的浮沉仿佛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实证—分析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复兴”,还是观象学—存在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重新“肯定”,都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型态的重新恢复,毋宁说是对它的根本变革。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把以往的本体论问题转换成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预设问题,而这种预设在他看来完全是相对的、约定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以解构和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为职志,他把追问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存在”视为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任务。显然,他们都改变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含义,而把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树立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对于传统的本体论或形上学,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它作为一种哲学型态来加以考察。对一种哲学作整体的把握,并不需要将这种哲学的一切部分、一切问题尽数罗列出来,而是要把握这种哲学最核心的精神,它能代表这种哲学的最高方向,并且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引发出哲学的各种领域和问题来。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传统西方哲学的这种精神呢?就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而言,能够反映其整体面貌、核心精神并将这种哲学的形态充分表现出来的,就是本体论。当然,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不信奉甚至反对本体论的哲学,但这种哲学的出现正是因为本体论哲学自身发展中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而产生的。本体论从产生于柏拉图开始,就是作为纯粹原理(理念之间的范畴推演)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这不断引发后世提出各种问题。到了近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要么证明这两个世界之间本无鸿沟;要么,如果纯粹原理或曰本质世界与可感世界隔绝,索性就不承认它的存在。经验主义采取了后一种方式,而理性主义则采取了前一种方式。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开端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使观念清楚明白,这不是指感觉中的事物的清楚明白,而是期望对彼岸世界的理性概念获得一种切身的把握。其途径是通过无可怀疑的“我思”,来把握“我在”。这个“我在”虽有局限性,但却是通向彼岸世界的那个无限者(存在者)的桥梁。这样,纯粹原理的本质世界就得到确认了。笛卡尔甚至由此达到作为“无限实体”的“上帝”概念。与之相对立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根本否认感觉经验之外有什么分离存在的本质世界,理性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对感觉经验的抽象概括。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中,正是本体论引发了认识论。作为哲学中代表其形态特征的东西,也就是对哲学论域或问题的产生起影响作用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应当被当作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代表者。[53]黑格尔哲学是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主义的不同反映的产物。
纵观“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历史演变,结合康德和现代哲学对它的批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难从中总结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归本论。形而上学本体论以某种超验的终极的实体作为追求目标,用它来解释和说明一切,把一切都归结为本体的变相。由于它把实体设定为某种存在者,就存在者为存在者找根据,必然从一个存在者追问另一个存在者,最终追溯到某一个原初的存在者,把它视为推动一切、派生一切而自身不动的最高存在者。难怪亚里多德会把以“寻求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为目的的形而上学视为对具有神性的事物的研究。这种哲学信念在中世纪与宗教神学合流而以“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一点不奇怪了。康德对本体论哲学的批判揭示了其中的奥秘,他指出,当理性在知性领域进行逻辑推论的时候,发现知性的判断总是一个受条件限制的判断,或者说,演绎推理总是从某个确定的前提出发。为了使判断的范围扩大,理性就采取倒溯的办法,去寻找最终的前提(原因),或者找出无条件限制的判断。
第二,超科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本身不是科学也不以科学为基础,但它却力图把自身建成一门为所有科学提供基础的知识学。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就一直在为确立真理知识和道德原则的普遍必然性的标准而努力。正如杜威所说:“哲学(这里指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引者注)妄自以为论证超越的、绝对的或更深奥的、实在的存在和启示这个究极的、至上的、实在的性质和特色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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