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不是榜样,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既然天生我为沉思人,为了不至于害人又害己,谎言人生就是无从逃避的命运。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口头的文章还得继续做下去。
五、“无辜的谎言”
在尼采文章中,可以发现好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一个语词的两种甚至多重用法,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权力意志”。如今已经清楚,这些自相矛盾或一词两意的情形,并非因为尼采是诗人哲学家,好用格言体,似乎这种文体本身不需要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内在理路的一致性,也并非因为,尼采的哲学头脑是热情类型——好像卢梭,而不是沉静类型——好像斯宾诺莎、康德,不能要求其思想言辞的一贯性。这些看法都可以叫做不懂事。施特劳斯指出,柏拉图的哲学采用对话文体,绝非一种文人习性或某些文艺学家所谓摹仿“戏剧体”,而是与其哲学思想的关键问题相关。〔27〕尼采文体同样如此。抛开尼采的文体,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尼采蒙骗;用所谓风格的多声道消解尼采,几近浅薄无知。尼采文体不是一种文人化修辞——像前一阵子国朝学人喜欢玩弄的随笔,而是其思想情调、沉思方式。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单个格言并非“意义的孤岛”,而是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紧扣在一起,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都有特别的含义。
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格言体不是尼采的独创。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优秀的格言体写作,这与其内心深处的信仰危机相关。尼采曾经极为崇拜帕斯卡尔,称他为“唯一真正的基督徒”,敢于面对基督教信仰的衰微,而他的文体恰恰是心灵“伤痕累累”的体现。〔28〕文辞故意含糊、反讽、夸张、用典、指桑骂槐、装样子、说半截话、兜圈子,好像是文人天赋的挥撒,其实是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需要思想面具。深度不能直接敞开,必须颠来倒去兜圈子,这是一种古老的“法术”——隐微术,公开讲,是修辞术。尼采用谜语般的语言公开谈论过隐微术:
凡深沉的一切,莫不爱面具;最深沉的东西甚至仇恨形象和比喻。……狡计中有如此多的善。我可以想象,一个有值钱和易损的东西需要藏匿起来的人,终身会像一个箍得紧紧的装满新酒的陈年酒桶笨拙地毂辘辘滚动:细腻入微的害羞使得他如此。用害羞隐藏深沉的人,在人迹罕至、甚至他的知交和最亲近的人也不可得知其所在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命运和棘手的决断:因为,这些人全然看不到他的性命危险以及重新赢得的性命安全。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das Reden zum Schweigen und Verschweigen braucht)、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Mitteilung)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善恶40) 尼采自己懂得如何用思想面具,竖起保护的屏障,也善于识别别人戴得不那么高明的面具,将其本来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高明的隐微术士,尼采倒向来佩服。现在,我们转向沃格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人们在苦苦思索尼采的哲学意图时经常忘记,对一魔术作品的解释不应该受这种魔术欺骗——以便把这个作品解释清楚。尼采曾经以玩弄第欧根尼像征变换魔术来蒙骗人,所以,仅在文本基础上探究超人像征并确定其意义还不够,还必须确定,当有人玩弄魔术时,存在秩序中实实在在发生了什么事情。〔29〕
尼采既然早就晓得,哲人在世上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他为何显得对说谎心里不踏实?从早期文章到自传之前的重要文章(《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尼采不断谈论谎言。谎言是尼采文章的一大主题。也许有人会说,《悲剧的诞生》是例外。但在同时写的但没有发表的关于真理与谎言的论文中,尼采已经说过,艺术同样是谎言:“艺术快乐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因为它几乎总是在谎言的形式下讲述真理。(笔记,页121)”《悲剧的诞生》径直说谎,而以后的文章——如已经看到的,甚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诗体文章,都一再提起说谎的事。一边说谎,一边不断告诉人们“我在说谎”,不是很奇怪吗?如果“高贵的谎言”的应然是由某种“存在秩序”决定的,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是否因为“存在秩序”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功不可没,他第一个深刻地把尼采哲学与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但他特别提请注意:是柏拉图主义,不是柏拉图。〔30〕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是由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联系起来的。Stanley Rosen追随其师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在肯定海德格尔的睿见同时,力图推翻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与尼采哲学本质上相干的是柏拉图这个人,而不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微言根本没有提供一种什么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尼采同样如此,柏拉图和尼采的所谓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是海德格尔的虚构。〔31〕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关系并非因为在两者那里都没有的什么存在学说,而在于隐微术(esotericism)。重要的是,要搞清尼采想隐瞒的是什么?
探破隐微术的方法,首先是注意一些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的说法。Rosen注意到尼采对“虚无主义”一词有两种不同用法——高贵的和颓废的“虚无主义”,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充满激情地揭示创造与毁灭是一回事,等于任何创造都没有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背谬的。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人创造新价值,他就应该隐瞒自己对基本价值的摧毁——隐瞒其高贵的虚无主义。即便说彻底摧毁价值仅是创造新价值的前题,仍然自相矛盾: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告诉人们他沉思到根本虚无,鼓吹创造性的人生等于在哄骗人。毕竟,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剥夺了价值创造内在固有的可能性。终极混乱的教诲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尼采真认为世界根本就是内在固有的混乱,的确并不与高贵的虚无主义抵触,可是,这种一致性却使得尼采教诲的一致性本身成了终极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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