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采取宗教的形态；而许多 宗教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例如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在 宗教的旗帜下，罗马教皇以“圣战”的名义指挥十字军向欧洲东部及西亚北非进军，提出“ 援助东方的兄弟”，“向蛮族(指穆斯林)作战”，“登上赴圣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号 ，并且高呼“这是上帝所愿!”实际上，最深刻的动因是西欧封建领主垂涎东部的土地和财 富，以宗教为口号，进行侵略和掠夺。教皇乌尔班二世向法国人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们去拯救。你们蒙上帝赐给强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迟疑 地前往，这样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唐逸主编：《基督 教史》。，他用物质利益和宗教许诺双重手段诱惑臣民参加非正义的宗教战争。十 字军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也充分证明，他们的东征并不是在为上帝传布福音，而是实行民 族压迫和剥削，以满足其贪欲。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然后欧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权，排走了拜占廷和穆斯林的势力，霸占了重要贸易港口。

在当代社会，由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的传布，不仅再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 流血战争，很少发生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很少见到一个民族以本族宗教对抗异族宗教相 号召。比较常见的是，在民族冲突或民族抵抗运动中，一个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众， 以对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用以团结穆斯林世界，对抗西方的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在波黑战争中，穆斯林族则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加强内部的团结，其根本 目的在于争取和扩展本族的生存空间。

四、发扬“和为贵”的东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视，消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加强宗教对话

随着国际经济走向一体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交往的扩大，随着信息手段的发达，世界正在 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同时全球性的生态、人口、核扩散危机又威胁着全体 人类，人类不能不风雨同舟、兴衰与共，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和用战争手段称霸世界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必须学会友好相处、携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机，走出困境。但是国家、 族群、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仍然不断发生，隔膜、对立乃至仇恨的情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可能。解决国际争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机的物质手段 并不十分缺乏，目前国际社会最为欠缺的乃是一种真正代表全人类利益的人文主义哲学，它 以仁爱和谐为宗旨，能超出国家、地区、民族、宗教、集团的界域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从而化解仇恨，消融残忍，促进族群之间的对话、沟通和合作。

我以为，中国儒家的仁学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为建立一种当代新人文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和 基础。孔子和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和为贵”和“和而不同”，认为人类是一个大家 庭，手足相连，痛痒相关，人本有仁爱之性，扩而充之，不仅可以爱家庭爱同族，也可以爱 人类爱万物。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损。有了仁爱之心，便会帮助别人，理解和尊重别人，承认多样性的差异，实行“ 和而不同”，这便是恕道。《周易》讲“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是这种精神。近代 中国思想家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就是沟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种种偏 见、闭塞和障碍，这样才能推行仁爱之道。有了这种仁爱通和的哲学，就能克服民族歧视， 消融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和解，并且在信仰上承认多元，实行宽容。我觉得国际社会多年来 奉行的主流哲学是斗争哲学，以强凌弱，以邻为壑，迫人从己，以为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 许多人深信不疑。其实这是一种过时的哲学，必须加以改变，必须用仁爱通和的哲学来取代 ，否则整个人类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忧虑的。

首先，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 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不仅发展中的各国各族依赖于全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和 平稳定，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也依赖于发展中各国各族的繁荣和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的 货币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经济衰退同样受到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再举例说明， 假如没有中国参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包 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合作。

其次，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 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 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正如中国 哲学家冯友兰所指出的，国际争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旧传统是相当封闭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该教提倡“宗教对话”，与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团体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根据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导“文明的 对话”，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这是值得赞赏的。许多民族矛盾就是由于价值观不 同引起的，而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因此必须相互沟通理解，而相互沟通理解又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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