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发展，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自然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经济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代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研究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政治?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台湾、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历史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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