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科学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自然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规律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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