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他讲这话的几十年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l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日本的全部战争罪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受到起诉，诸如细菌战实验(这是日皇裕仁亲自批准的)、大规模性奴役等，根本没有涉及。麦克阿瑟甚至指示其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词，以免牵连天皇。这样包括天皇在内至少有50名应当判处绞刑的重要战争罪犯受到庇护，从而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埋下祸根。”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在就刑前却狂叫：“天皇陛下万岁”。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从阿登纳到施罗德，历任总理都明确承担历史责任。1951年9月，阿登纳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发表声明说，“这种无法形容的罪行都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而德国人民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欧洲国家和民间组织对纳粹的查处也是比较认真而彻底的。在二战中曾做过对不起别国人民事情的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国，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向有关国家赔礼道歉。这种反省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反观日本，其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等等。50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战略文化不但没有从这个起点前进，反而倒退了。1995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更有甚者，199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精心策划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这本书胡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解放战争”，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复仇仪式”，说侵华战争是“维护正当权益”，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说反省和谢罪是“思想犯罪”等等。为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慰安妇”等内容删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必将误导青年一代，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日本还准备加紧修改1946年公布、次年实行的和平宪法，重点是修改第九条关于“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修改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修改宪法之日，就是军国主义开始复活之时。1996年11月2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决定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的牌位。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日本从1874年到1941年共发动9次侵略战争，从来没有作过反省和检讨。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日本的亚洲邻国和人民在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的同时，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自民党还要走多远。这里借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句话：“回避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彻底与侵略的历史决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那么它最终也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执迷不悟，复活军国主义，那么它必将又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最终受害的依旧是日本人民。

(五)从彼得一世遗嘱到“向南方的最后冲刺”

俄罗斯的战略传统根源于彼得大帝。从《彼得一世遗嘱》⒄到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的战争，再到当代的日里诺夫斯基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刺》，从战略思维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政治上尚未具备主导地位。

俄罗斯的扩张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开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时期，不仅形成了一套与其他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长远扩张计划，而且加紧付诸实施，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彼得一世为起点，俄国的政策从原来的局部性扩张转向了世界性扩张，而且主导了两百年来俄国的战略思维。所以，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人”。⒅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创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传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遗嘱》中。

关于这份遗嘱的真伪，历史上还有一些争论。早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位时，欧洲就传说彼得一世有一套侵略整个欧洲的计划。当时，俄罗斯正同欧洲北方强国瑞典进行战争，彼得一世准备派军队经同盟国丹麦在瑞典登陆。传说中的彼得计划立即使各国感到十分震惊，俄罗斯的战争盟友也因恐惧俄国的野心而动摇，彼得一世彻底粉碎瑞典的设想未能实现。按照前苏联的解释，这个传说是英国阴谋捏造出来的，目的是引起欧洲国家抵制俄国。特别是分化俄国的同盟国，使俄国不能实现征服瑞典的战争目的。⒆彼得一世曾亲口否认有这样的计划，说“我们算是白混了”，意思是说英国制造一个谣言就能欺骗欧洲，破坏俄国对瑞典的战争计划。但是，彼得的自我表白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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