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家永三郎评论武士道精神时说，“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世纪留下骑士阶层便投入到教会门下，从此销声匿迹。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忠实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种虚荣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从旧武士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士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层领域的主导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大都出自这一阶层。他们是实行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日本学者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学者也指出， “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这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着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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