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如此。对高技术战争的反制理论与实践，是这场军事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四、对核扩散与核战争进行控制。霸权主义也许是在真诚地反对核扩散，但它的新干涉主义又是实实在在地制造和促使核扩散。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和追赶新的军事革命，而不得不加入军备竞赛，并把发展核武器当作获得国防安全的一种经济而现实的选择。越是常规力量弱，越是在高技术军备竞赛中不占优势，就越依赖核武器的等效威慑的作用，这从俄罗斯国防政策的变化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科索次战争后，俄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发表讲话说，“如果受到武力威胁，俄罗斯可能首先动用核武器。”美国企图修改1972年与原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目的是掌握弹道导弹防御的垄断权，以确保核进攻能力的优势地位。换句话说，核防御垄断权的实质，是核进攻的垄断权。这种破坏核均衡的做法，势必引发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和增大核战争的危险。人类掌握了极端武器之后，就很难取消它，特别是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很难保证不使用它。有干涉就有反干涉，在大规模杀伤武器、精确制导武器、生化武器不再成为秘密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也毫无例外地会成为被威慑的对象。今年年初美国两位前政府官员发出呼吁说，“美国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了”，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所以霸权主义政策不仅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是与本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矛盾的。尊重别国主权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也只有停止无端的干涉别国内政，才能使国际社会共同制止核扩散，降低军备水平，一致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极端集团的危害。

第五、对战争手段和战争规模进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在决定对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座机进行截击时，还曾考虑是否符合战争道德原则，而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总统府和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竟然无所顾忌。国际社会之所以限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就是因为它的破坏力巨大，会造成许多无辜居民的伤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像科索沃战争这样，使用“常规的”贫铀炸弹、集束炸弹、石墨炸弹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巨大灾难效果就不受谴责吗?使用常规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吗?难道就不怕别人反其道而用之吗?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科索沃战争前的局部战争，没有再向所谓“绝对战争”发展，而是向限制战争的规模和手段的方向发展。即出于对现代武器具有巨大的毁伤性、消耗性的顾虑，出于政治上的深远考虑，而将战争局限在一定时间、范围、手段和强度上。降低战争对抗而又能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然而这种模式都被科索沃战争所彻底否定了。这表明，在世纪末，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智慧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

第六、对战略联盟和战争策源地进行控制。科索沃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的大国军事集团(北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会逼使一些国家组成或投入另一个军事集团以与之对抗。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结盟，以及以不结盟运动发起国著称的南斯拉夫申请加入俄——白联盟（虽然没有实现，但表明一种趋向）就是证明。这只能增大战争的危险。北约和日美军事同盟是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冷战后美国确立北约全球化的新战略，完成从区域防御战略向全球性进攻战略的过渡，成为最富于扩张性的军事集团。重新修订的美日军事同盟与之遥相呼应。这两个以超级大国为主导、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战争策源地国家为骨干的军事政治集团，是当代超级大国推行全球战略、实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特别是日本正积极向军事大国发展。这样下去，是否最终会孕育出新战争的策源地，这种顾虑或者说这种警告决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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