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逐步升级进行空袭还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袭等，各国看法不一。美国提出的打击目标常被盟国否决。科索沃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北约)追随美国最紧密和最不光彩的一次行动，但经过历史反思，也可能是欧洲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开端。

南联盟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进行了英勇斗争，虽败犹荣。但是也暴露出在民族政策上有失误；在战略指导上存在某些消极保守倾向和战前对建立战略反击力量认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支援抱有过高的期望，战略形势判断失误。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且孤立无援无法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和北约的条件，从科索沃撤军。假如南联盟拥有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假如俄罗斯向南联盟提供军事援助如萨姆—10地空导弹，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科索沃战争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长远看，科索沃战争不仅给发展中国家也给侵略国家自身带来无穷后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从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警示，不得不认真思考下次轮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对付的问题。而超级大国和一些西方的政治家、战略家，则需要对自己的战略理念进行控制和改变：

第一、对战略观念的控制与转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总要出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想成为全世界的主宰或领导者，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它们最终都在这种疯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以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开始，以自己的民族灾难告终。如今美国似乎正在做这种努力。

冷战后，美国的一些政治家、战略家患了“敌人缺乏症”，总想寻找和制造一个敌人，夸大本国所受到的威胁，以便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这种出于政治需要、商业利益，以及为争取国防经费而玩弄的把戏，是冷战思维的继续。伴随制造一个敌人，在心理上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战准备与交战期望，于是所谓“中国威胁论”、“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便应运而生了。从历史上看，美国和日本除了它们之间相互争斗外，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太平洋沿岸其他国家对其本土的威胁，更实在谈不上受到中国的威胁。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最后是与中国结盟打败日本的，而战后美国在亚洲的两次重大失利，即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所遭到的挫折，则是与中国为敌造成的。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肢解中国是列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至今阴魂不散。一些国冢的反华势力仍在处心积虑地支持“台独”、“藏独”、“疆独”。他们认为，只有肢解中国，才能使中国永远不能崛起，永远丧失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能源基地的地缘战略优势，最后使中国成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对李登辉、达赖之流情有独钟。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七块论”，正是适应国际反华势力肢解中国的需严，闹走上分裂的不归路。中国一旦发生局部地区的分裂动乱，霸权主义国家就可能把“和平演变”转为“战争演变”，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国不得不认真准备对付东西两面受到的这种威胁。

第二、对战略利益与战略边界的控制。超级大国的所谓“前沿部署”、“前沿存在”、“防区外干预”，都是超越自己边界的军事行动。历史上的侵略战争都是无限扩大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超越战略边界开始的，诸如普鲁士威廉二世——施利芬——小毛奇的战争计划；日本“田中奏折”战略方案、“太平洋战争计划”；德国侵波“白色计划”、侵法“黄色计划”；侵苏“巴巴罗萨计划”等，皆无一例外。可以说，从1888年以来导致世界性或地区性陷入战乱的30多个著名战争计划，都有这个特点。冷战后，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同盟干涉范围西扩，无疑是超越自己应有战略边界的行为。这种东、西对进的全球战略部署，是企图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挟制欧盟和日本，控制中东、中亚石油产地，最终夺取欧亚大陆的控制权。按照西方地缘政治的逻辑，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科索沃战争时期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宣称，北约不受地域的限制。德国国防部要人也宣称，德军将来需要更多的走出国门，执行“国际任务”。这就是说，北约新战略二北约东扩(包括武力东扩)：北约任务全球化。如果北约的战略边界无限制地扩展，就会走上当年威廉二世企图“统一欧洲征服世界”的老路，那么欧洲注定要再次被拖人万劫不复的境地。

第三、对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进行控制。当今，在世界范围的军事领域，正由美国带头进行一场适应信息时代的、以高技术战争为内容的军事革命和军备竞赛。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新军事革命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对和平与发展终究是个不祥之物。如同核军备竞赛那样，新军事革命不会使最发达的国家更安全，但会使世界更不安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的军事革命中投入军备竞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失去理性，人类创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毁灭文明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坏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个领域像军备竞赛那样，它的存在本身构成巨：大的浪费，军事技术的创新更孕育着巨大的危险。怎样使科技术的力量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战略思维的导向。近代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带动了人类的进步；而普鲁士的军事革命和本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军事革命，则对20世纪大规模战争起到了先导作用。不论是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还是当今迈入信息时代的新军事革命，如果它能给人们以启示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必须对军事革命进行控制。掌握高技术能力的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出发，避免科学技术力量无限制地向战争力量异化，否则必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的军事革命，其结局往往与发动者的愿望相反。它能够使战争升级，而对胜负没有产生根本影响，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就是例证。核武器和核战略的出现也是一场军事革命，但现在核讹诈已经走进死胡同，始作俑者同样成为被威慑的对象。如今又出现了信息战，在军事领域创造了新的优势，但同时也为别人提供了不用飞机、军舰、导弹就可以进行越洋攻击的一种思路和手段。战争运动往往不按军事革命设计者的愿望发展，闪击战如此，核战略如此，信息战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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