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美国，例如199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2200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为21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用本国的金融资产的产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这些金融资产的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现金。也可以说，美国新帝国的财政资源几乎完全依赖于它发行世界货币的铸币税，而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外国对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政府的金融资产的投资。由于在金额上极为接近，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外国向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又被用于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这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传统，?quot;以帝国养帝国"：帝国赖以统治世界的资源，是被它统治的世界提供的。而前述铸币税之外的种种好处，则可以被看作"帝国利润"。


三、新帝国的政治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帝国能给世界带来好处吗？它能像一个公正超脱的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为世界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量吗？这取决于新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规则，以及它本身的政治文化性质。 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帝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政治决策机制。尽管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决策机制的基本规则仍是民主投票程序，因为总统究竟是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制订出符合世界利益的对外政策来吗？答曰，不能。这是因为，民主之所以在政治上公正、在经济上有效率，是因为它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任何一个被决策所影响的人都应参加这一决策；而所有相关人都同意的决策，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否则就存在公共决策中的外部性问题（布坎南，2000，第208~218页）。而一旦涉及对外政策，这一决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并不会参预投票。这样的决策程序就缺少民主之所以有效的基本要素。因而我们不能保证，一国人民投票决定的对外政策，会符合世界的利益。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投票合成的对外政策，往往反映了对该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可能是以损害别国利益或世界福利为代价的 。尤其当一个国家具有武力上的优势时，其国民更有可能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与外国的冲突。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即一国的军事实力与他国势均力敌，理性的国民才会从长远考虑，选择其结果会对世界各国有利的对外政策。 由于存在决策成本，少数服从多数退而求其次地成为实际的民主规则，这同时又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问题。具体到美国，由于实行代议制，由于院外压力集团的合法存在，又由于新帝国在根本上依赖于军事优势，军事工业集团会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尽管这个利益集团人数较少，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利益较大、而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恰恰更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能量（奥尔森，1995）。这一集团的利益决定了，它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而通过院外活动，它会使民主程序决定的对外政策偏向于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偏向于采取战争手段 。除了通过游说直接影响议会外，它还通过对传媒的控制间接地影响民意。事实上，美国许多大的传媒系统都与军事工业集团存在着各种联系。这样的政治过程不仅可能作出不利于世界的决策，也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美国、而只有利于这一利益集团的决策。因为根据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如果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只占美国利益的1%，根据理性计算，它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不惜牺牲百倍于此的美国利益（Olson, 1993）。

除了国内政治过程，美国的道义资源和经济理念也似乎不能保证美国作出有利于世界福利的决策。道义的第一个资源是民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quot;民主"似乎只是美国证明自己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招牌，而美国并不想在国际政治中实行民主。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经常与反民主的政权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他国的干涉又经常会损害民主的道义形象。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民主，无论是一人一票还是一国一票，都会贬抑美国军事优势的价值，因而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现实中，美国新帝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还达不到中国春秋五霸的水平。春秋五霸第一要打着周天子和仁义的大旗，第二要通过诸侯会盟来获得称霸的地位，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美国经常把联合国、甚至盟国抛在一边单独行动，则缺少民主保证的国际合法性。 第二个道义资源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经济理念。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的经济自由，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有两个修正条件。第一是没有政府；第二是不能自由迁徙。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较难获得公正的裁决。即使假定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公平的，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会持续地承受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从而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边缘。但由于没有人口在国际的自由迁徙作为补偿（像国内那样），国际自由贸易并不会导致全球皆大欢喜的结局。更何况，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美国人在现实中并非对之盲目崇拜。在立国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走向自由贸易。因而美国本身也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道德楷模。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到WTO对国际贸易无政府状态的改进，对自由贸易的简单鼓吹和强力推进，在没有自由迁徙作为补充的情况下，仍不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第三是基督教。尽管经新教改革和世俗化，基督教已经变得更为宽容，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宗教之一。特定的圣子形象，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宗教故事，使得具有较高超越神圣性的基督教，却不具备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性质。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成功，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使得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扩张冲动相辅相成。火刑柱和十字军的历史提醒我们，它曾因为信仰而杀人。直到今天，它的宗教理想仍主要是世界的基督化，而不是与其它文明平等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一种道义资源，更缺少增进世界福利的含义，却会增大冲突的可能。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宿怨，更有可能把较小的纷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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