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意义的是，1987年美国宣布台湾已经从受栽培的状态下毕业，此后台湾就经常上美国超级301条款的黑名单。台商的竞争力上升到让美国难以维持善意措施的地步，不过这时大陆的开放给了台商一个新的机会，截止目前在大陆对美顺差（根据美方公布的数据接近700亿美圆）中，大约一半是台商通过转移生产造成的，台湾因此实现对美顺差许多根本没有进入大陆，而是通过香港等地直接汇往台湾。大陆几乎年年为此须与美方进行以相互经济制裁相威胁的谈判，其中一半的口水是为台商而“浪费”的，大陆占着一个“大”字，所以谈判的筹码要多一些。
习惯成自然，时至今日，两方面的善意都成了台商的既得利益，一样都不想放弃。要维持这两者着实不容易，首先对美国而言，已毕业的台湾是无法继续获得美国的善意的，除非有新的步骤让美国重新认为值得继续维持对台湾的保护。1999年美国在侵南战争后，实行战略东移，台湾政客感到机会难得，跳出来率先“发难”，挑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一贯立场，以迎合美国的口味，在美国政府和民间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称道，应该说这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点在台湾工商各界和精英阶层是有相当共识的，这是台独的民意基础和台湾政客主张的代表性所在，也是台湾媒体妖魔化中共的原动力。而维持大陆政府的支持是毫不费力的，由于大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政府和民间都反对“两国论”，不拿他们当外人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需要额外考虑和着力，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两者可以得兼”的可能性。看来一个姑娘嫁两家，在东家吃饭西家住宿也有可能性，对于职业商人而言，不存在贞洁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人投机（或称冒险意识）心理，因为对付美国没有投机成功的可能，所以只有反过来对大陆搞投机，如果大陆根据两国论的基础确立政策，去掉同胞认同，采取无情的经济制裁手段，恐怕台湾精英阶层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台独的民意基础反而不存在，毕竟得罪大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机会成本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若大陆接受两国论，台独的民意基础反而要近于消失了，因为向大陆搞投机也一样成为不可能了，可惜大陆的大国政治原则，不容许中共去玩台湾经常设想的那种“过家家”的游戏，否则一定加倍精彩。遏止投机心理的手段最后竟然和打击铁杆台独是一样，不承诺放弃武力，投机又不是死罪，投机商不满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台独民意的反弹不难理解。
愚蠢的美国政客中竟然有人认为，台湾无须宣布“两国论”已是主权独立国家。他大概想不到不宣布效果就不会跟着来，台湾比大陆发达而美国对其入世要求低，良有以也。关键是此后需要仰仗山姆大叔的地方尚多，不摆一个姿态和搞一个大动作是不行的。看来美国人要想和中国人玩战略游戏确实是少了几千年文韬武略的浸养，不过美国人也不是白痴，台湾要赢得“毕业”以前的有利地位不下猛药是不行的。不过和大陆一较量，就显然存在一个谁比谁高明多少的问题。而且下药过猛业已伤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共说“不收回两国论就跟他斗争到底”也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从而站到了一个“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这注定了台独和两国论的悲剧命运，这不仅由于它仅仅覆盖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它还是一个片面的假定为前提的，即少数人的利益要想实现，必须以大陆硬吞下两国论而且不采取反制措施为前提，否则将是失大于得。所以台独民意基础是极不可靠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一样出民意，而且是去掉了投机侥幸心理的真正的民意。相反如果有一天，中共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放弃武力，那就说明中共已经接受两国论，台独政客倒是可以弹冠相庆了，投机商人就彻底失败了，“民意”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三、和平统一与武力解放
Lian先生自称是一个“有先决条件”的乐观主义者，笔者是一个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刚巧笔者站在一个多数的方面。笔者对阁下的耐心和坚持怀有一份由衷的钦佩，但台湾出不了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连戴高乐那样具有一定独立精神的政治家也没有，有的只是媚俗的和只对选票感兴趣的政客。
战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场悲剧对台湾而言将是极其沉重的，其沉重之处倒不在于战争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在没有重大意外的情况下，战争对台湾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将会控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平民而言可能不超过９２１地震的影响），血洗台湾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但因此可能导致台湾与世界市场的长期隔绝，西方不可能不借此进行制裁以彻底摧毁台湾的竞争者，等到制裁解除之日，台湾将会失去目前的优势，从这一点出发，台湾经济倒退二十年是非常可能的。根据共产党的习惯于逞能的历史，大陆当然会尽力帮助，但台湾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是大陆所能抵消的。而且在制裁中，港澳一样需要大陆的扶持，没有理由把台湾放在优先位置上。而战争对于大陆本身而言是利弊互现，关键在于如何把握。
台湾在大陆体制外五十年，经济方面的进步十分可观，对中华民族而言，这倒不是一件大坏事。特别是前四十年，台湾得到了美国的善意扶持，当然是为了展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防范共产主义的蔓延，从西方视野上看，也算是达到了“目的正义、手段同样正义”（罗斯福）的境界。这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大体上也算是西方具有一定优势的竞争。凭借这种自信和迫于当时的时势，美国曾经几次反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
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左翼运动开始步入低潮，87年美国宣布台湾毕业，89年美国开始妖魔化中国的浪潮，91年苏联解体，94年美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妖魔化日本，这个过程集中反映了美国需要盟友的地方越来越少（有人把它称为孤立主义抬头），越来越变成只着眼于一己之私；有人针对九十年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提出资本主义有重新野蛮化的趋势，其实这些都只是在美国有悠久历史的种族主义（如白人民兵组织）的国际症候而已。“文明冲突论”是为白人民兵组织的主张所进行的精致包装，西方普世主义是“白人至上”最得体的表现形式，亨廷顿自己坦承“帝国主义是西方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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