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的位置也就可以任意互换。在中国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人今天可能是化工局长，明天则可能变为教育局长。这样，整个大帝国也就可以在单一、雷同的状态下固定地保持不变。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足以使任何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后都不了了之；也使帝国在抵抗外部侵略时显得未战先败。这也说明，如果要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政治改革必须同步进行。而如果仅希望改革经济基础（由农业改为工商业），对农业社会的政治、伦理等上层建筑不作触动，则这种改革注定要失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道理，清末自强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宋朝改革的失败，开始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与它相关的意识形态暴露出了其致命的弱点；但当时的人们对此毫无认识，因此汉民族还要付出元、清两朝外族的统治和明朝的屠戮，以及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等作为代价。也由于宋代政治变革的无望，促使知识分子们转向哲学上的研讨，导致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繁荣。这时的新儒家们将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观嫁接到儒家的伦理学之上，说明了儒家的伦理代表了“天理”。他们一面谈论个人的性命感受，一面带着“隐于市”的思想在社会上满足地生活。从政治上看，他们大都是当时的“反对派”，只是他们的态度已和平而含蓄，而不象某些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那样扯起嗓子、伸出拳头。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已标志着先秦自由思想的彻底衰落；虽然其成就蔚为大观，但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他们理论中的教条，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表示着他们的狭隘与偏见；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生命。

元人以野蛮民族而入居中原，除了军事以外，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90年后明朝起而代之。不知朱元璋是因为没有自信而防范心重，还是因为他觉得宋元两朝因治国不严而丧国亡身；总之他称帝后即大开杀戒，屠戮对象包括功臣宿将、地主乡绅、士人学生和普通百姓；其借口则无非是谋反或者贪污，有时因株连而一次被杀的就有上万人。明朝为了维护极度的中央集权，恐怖政治又应用而生。东厂、西厂、锦衣卫相继创立，特务们在帝国恣意横行。为了腾出精力专注于内部的恐怖统治，朱元璋宣布对日本、安南等15个周边国家（部落）“永不征伐”；而在倭寇侵扰沿海时，朝廷则命令沿海居民全部后撤。朱元璋还明令臣民不许泛海，从而断绝了帝国与外界的一切交往。军事上，则加紧修筑北方的长城。在经济方面，朝廷在政策上实际取消了一切商业活动，禁止了白银的流通；只是后来实在无法禁绝也只好听之任之。相应地，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帝国的收缩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帝国上下的任何一点生气，以后明人只有沦落到比他们文化落后、人口稀少、但却比他们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与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此也丧失怠尽。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繁荣，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学者们周游列国，求见诸侯，往往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意见不被采纳，必然辞官谢禄。民间不畏强暴的侠士精神，从今天的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就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还有荆柯刺之于咸阳宫，义士锥击于博浪沙。南宋以后，除了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彻底绝迹；就连小说中才可以见到的展昭们，也已开始效力于朝廷了；在二十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中，连荆柯也成了一个胆小鬼和卑鄙小人。当然，也还有一些好心的艺术家在白娘子和孙悟空这些动物们身上继续表现着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让中华民族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

清人入关后，中国文化却并没有被中断。只要汉人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也不去过多生事；随后他们则更将明朝的制度拿过来继续实行。于是我们看到，已经毫无活力的中国文化像一具木乃伊那样在清朝继续存在了下去，就像在明朝一样。19世纪的鸦片战争，首次产生了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突，彻底暴露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大而无当，和它的文化的老迈腐朽。即使是当时的开明官吏如林则徐，大敌当前也还在吟诗赏月，他给皇帝的章奏和对人民的布告仍以道德和想象代替实情。我们并不是说林则徐故意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在中国，真理并非出自客观的研究，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意愿。而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持亿万农民的基本温饱和所有官吏的稳定在职，才是他唯一需要关注的事；其他各方面，例如财政上的改革和科技上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不是他要关心的目标。因此，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去调查事情的原因和各人的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寻找预防列强进一步侵略的办法。美国官员愿意提供制造船炮的蓝图，被一口回绝。南京条约里赔款和开放市场等各项苛刻待遇，满汉官员们都欣然接受；但条约中提及的今后双方要用平等语气对话，却使他们满怀愤恨。君臣们继续轻视西方的政治体制，将西方人讲究自由、平等作为他们缺乏道德文化的依据。

长期的锁国政策，使满汉臣僚们对世界上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一无所知，使得帝国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越发被动。

列强的枪炮本是科技的产物，但许多大臣认为是“邪术”，因此就指望用巫术或“神兵”来战胜对方。他们不了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要通过实力和外交；因此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臣民那样，把和外国签定条约当成儿戏，授列强以进一步侵略的口实。条约是签了悔，悔了再挨打，挨打后再以大得多的代价再签；直到最后违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派兵杀害外国外交人员，攻打外国大使馆；并向所有“远人”

和“彼等”宣战，派义和团“神兵”和帝国军人手持长矛或赤手空拳与八国联军的炮弹搏斗。官僚们打了败仗还洋洋自得：“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渐渐地，租界出现了、增多了。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印侵入了西藏，香港割给了英国，澳门割给了葡萄牙，东北和台湾逐渐为日本所占领。北方大片土地则割给了俄国；外蒙先被俄国所控制，最后为苏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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