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这个儒术中还包含一系列从迷信和阴阳家那里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五种状态，对应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而推动事物在这些状态间变化的原因则是“阴阳”。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向，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五常”），五个前后相继的朝代的五种施政方法，都出于五行。一天昼夜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更替，君主的仁政与严刑，甚至包括朝代的治乱循环，都出于阴阳。“阴阳”

之道的关键是阳为尊、阴为卑；这又出于“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社会上，这“天道”即表现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或者说成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三纲”，再加上“五常”，据说就是“天”为“人”所指定的社会政治原则。

董仲舒们相信，这个阴阳五行理论，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已按这个完美的规律各就各位；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也都可以据之进行解释。在社会上，当然一切都很合理。从此以后，一切理论探索均属多余；同样，在政治上，一切变革也都不再需要。汉朝儒学作为今后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政治上论证了秦以后大一统的中国专制集权国家的合理性；但其理论在极权统治下一经确立，今后两千年再难动摇，其流弊至今犹未衰竭。

然而，汉朝的儒学也要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价。东汉时期，自由思想家王充即对它进行了严厉抨击；而且连孔子、孟子也都受到了他的批判。后世那些官方、半官方的理论家，对董仲舒们的理论也不得不进行一点改造。三国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极度动乱不安，作为维护社会纲常伦理的儒教也自然失去了作用。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先是从古代的道家，以后则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去寻找精神慰籍。佛教的传入，拯救了人们的灵魂，也给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三个多世纪以后，隋、唐帝国的重新统一，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公元7 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的确立，奠定了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基础；中央三省的分工，减少了政治上的错误。作为帝国实际创建者的李世民，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于“内圣外王”的标准：他聪明绝伦而又博采众长，学识渊博而又从谏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决断，好奇心重而又有鉴别力，不惧危难而且也不辞劳苦。帝国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个人品格，明智而开放，犹如海纳百川。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对非儒教的思想国家也并不压制。高僧玄奘不辞万里赴印度取经，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其佛经翻译工作提供种种便利；其他各种学者也都具有优渥的待遇。那时的帝国真是如日中天，到处一片兴旺，俨然今日之美国。帝国的声威突破了边界，其影响扩展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印度和西亚；帝国的城市中还居住着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广州港口外樯帆点点，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

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唐太宗的制度完美无缺。在帝国内部既没有人民选举的议会也没有人民选举的领导人；三省分工也不是政府权力的三权分立。不管李世民如何开明，他的政体仍是一种专制政体，只是由于李世民的明智，才使他按照儒家的要求用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权力作一定的约束，以警惕其本身的腐败；这种意志的控制力极为有限，远没有现代国家的法律对政府所具有的约束力那样强大。晚年时期，李世民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李世民的个别后继者，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的皇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但终于挡不住权力的诱惑，从而导致国事日非，最后招来了安、史之乱。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公元751 年，唐朝军队就已在中亚地区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帝国西南和长安以西的少数民族部队也开始反叛。安、史之乱以后，边关将领拥兵称雄，朝中太监飞扬跋扈；后来经过五代时期直到宋末，国家再未能重新统一。

在文化上，这段时间却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中唐时期，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道”不可说、事不可为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佛教，产生了佛教的新宗派棗禅宗。宋朝时期，学者们再将道、佛思想引入儒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学棗理学。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也不乏统一的努力。北宋时期，朝廷即积极发展经济，以期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北方国家。这种努力的最大表现就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提倡新法。当时的北方民族，有的基本是一种游牧民族，也有的已经成为半农业国家。而宋朝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国，社会结构不如北方国家的简单一致，那就只有建成强大的经济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因此，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由此将宋朝由农业国逐渐变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但这些政策最终归于失败。变法失败的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归之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和其政策的矛盾，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从周代以后一直是小农经济，秦汉以后虽然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但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未变，而且各个朝代的户籍制度和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又不断地在强化这种经济形态；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方式还和两千多年前毫无二致。建立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可以看成是其典型代表），只能代表农业文明，而不可能适应于工商业文明；它们必然会阻碍新的工商业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政治上看，偌大的一个帝国，皇帝即使是一个天才，也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既然不愿走西周封建的道路（那时的统治者还不知道、当然也不会同意走现代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就只能对社会进行简化，在经济上造成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保持一县、一郡乃至一国的均匀一致；而在各家族内部则极力提倡孝悌观念和家长、族长的权威，以维持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绝对稳定，最大程度地减轻官僚的工作量。这样，适用于一县的办法，也适用于他县、他郡乃至整个国家。

这样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都不再需要专门知识，也不需要去研究具体情况。他只要用道德和严刑不断地教化和恐吓人民，社会就能和谐运转。因之官僚的工作大大简化，官僚个人的作为变得无足轻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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