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他认为" 所谓
平等有两类，一类为其数量相等，另一类为比值相等".[7] 其中" 比值的相等"
无疑是按着公民的能力来进行的等级划分，在这方面与柏拉图基本一致。此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奴隶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
的体现。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智的德行估价的高于一切。所谓伦理
和正义也与理性紧密相关。针对这种正义观，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这在根本上有
违自由主义的伦理观，罗素就说，" 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
个范围就是' 非正义' 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
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8]因
此罗素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差不多完全没有可以称之为仁爱或慈爱的东
西。

人类的苦难——就他所查觉到的而论——并没有能在感情上打动他。"[9]可
见，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古典伦理观宣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排斥个人的自由
和权利，在本质上其实是不道德的或不" 伦理" 的。

二是对古典伦理政治观本身的误读。这种误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即政治本
身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统摄将导致的极权危险。就政治的性质和范围
来讲，古希腊思想家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实现人和城邦的善，所以其范围无疑包
括伦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人的善，城邦的善则归于政治学研
究的范畴。由于个人的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完成，伦理学从广义上讲就是政治学
的组成部分。" 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
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10] 这一点遭到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政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领域，其范围不可能也不应该包括
伦理学。因为自由主义者坚信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国家的市民社会是公民自由的根
本保障。国家只是必要的恶，其本身不可能担负起使个人道德完善的目标。伦理
学也不是政治学的分支，而是与政治学相并列的学科。因为伦理实践完全可以脱
离政治领域而在市民社会得到实现，比如宗教已经广泛地渗入到西方社会，在伦
理教化上为实现社会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为当
代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极权的担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波普尔认为，乌
托邦的社会工程很可能毁灭人类的自由，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第一个乌托邦。
柏拉图把实现善的理念视为理想城邦的最终目的，由于现实难以符合乌托邦的社
会工程师对这种理想的构想，即使乌托邦本身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但像柏拉图
这样的设计者最终都会情不自禁地采用强制手段甚至是极权主义，这样就会造成
一种强制实行的封闭社会，由此将毁灭现代的开放社会所赖以存在的个人自由的
基础。

而另一位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罗素从伦理本身的性质出发，认为把伦理看
作政治的目标必然导向极权主义。他认为在伦理领域不可能存在像" 雪是白的"
这样的客观一致的命题，因此强调伦理价值的一元性并将其付诸于政治实践，必
然造成持不同伦理判断的集团对暴力的使用。

方法论问题：普遍主义的误区

笔者认为，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的误读在本质上是源于他们
治思想史的方法论，即走入了普遍主义的误区。普遍主义是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弊
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主义的代表是萨拜因，他认为，" 政治理论本身是
种文化传统，而他的历史反映了人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伴随着时间的进化。"[11]
在此基础上，萨拜因主张，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的理解都必须把它置于
它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并且视之为对于某种特定的政治事实的反
应。随着历史主义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弊病。美国著名政治学
家伊斯顿认为，历史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价值的相对主义，他们对于历史
上的政治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是根据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现实的意义，而是根据
它们的历史环境进行的。因此历史主义者对政治思想所可能具有的普遍价值不感
兴趣，只是通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和那些里程碑式的事件的说明来对今天所达到的
成就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论最终导致对于现实采取一种承认而非批判的基本立场。

但20世纪出现的西方政治危机促使学者们试图在政治思想史的演变中寻找危
机的根源，由此引发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即由以萨拜因为代表的历
史主义转向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普遍主义。施特劳斯相信存在一种关于合理的政
治社会的绝对知识，他表示，" 我们能够提出我们社会的理想的价值问题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对于一个人来说存在着某种根本不隶属于它所处的社会的东西，而
是我们可以，也必须寻找一种标准，使我们能够以此来对我们自己的以及任何其
他社会的理想进行判断。"[12] 可见，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截然相反，强调历史
上的思想对现实的意义，从而为当代人评价以前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的批判就是采取了普遍主义的方法论。

然而，普遍主义在否定历史主义的同时，却走入了新的误区。这种误区导致
了施特劳斯和当代自由主义者虽然都遵循普遍主义却最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一吊诡的现象。施特劳斯认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才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而
近代政治思想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古典传统不断变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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