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到民粹派之前长期从事的译介工作，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七十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而另一部分人，从实践领域向理论退缩，放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聚合成所谓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派别。整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你争我夺，笔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的主要分歧列举如下：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人为”的痕迹浓烈，不具有普

遍性。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3）可见，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认同态度，列宁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毫无二致。

2、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向现实妥协的道路，在革命性消退的背后，其敌视西方民主的一贯态度，也堕落为替沙皇专制的图粉抹汁的空洞说辞。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经济根源，但并不因为它主要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而否认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将政治自由当成“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5）。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自第二国际成立以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步步为营、成果不小，理论界自然有所反应。无庸质疑，政治自由之于对专制的否定与更替，普选制之于民主制度，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

3、俄国的具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析

首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农村公社已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步解体的客观现实，

认为村社固有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在发生动摇，农村阶级关系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从而在客观上否定民粹派走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城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必需而迫切的。俄国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先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理论的自觉性反过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局势有力地证明上述可能性。

的确，在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分歧当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有力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得不重复当年民粹派面对过的难题，究竟如何看待民粹派革命的历史遗产？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考的出发点不尽一致。普列汉诺夫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理论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长期旅居国外缺乏接触社会的原因。列宁不似劳动解放社的早一代理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残酷的斗争环境塑造他坚强的性格，也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孰敌孰友的辨识当中，普列汉诺夫指望社会民主党人协助俄国自由派完成预想中的民主革命，列宁正相反，他的革命理念支撑着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革命政党。

三、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权汲汲可危。年轻的社会民主党

人为提前到来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恼于事先的准备不足。原来革命爆发前夕，围绕着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组织策略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党的分歧首先是策略上的，不久就扩散至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过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仅时间上大大滞后，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西欧有很大不同。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先于资产阶级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在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看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则固守俄国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导力量的传统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应协助、逼迫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

前文已表，列宁在与民粹派交火的过程中就早早流露出不同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

现在逐步的发展起来。普列汉诺夫与一些孟什维克领袖在可能的同盟者问题上忽视了农民，这的确与前期他们对代表农民情绪的民粹派斗争有关。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无产者与‘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地对立物。”相反，带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社会革命党大力鼓吹当前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显然被夹在中间，他在承认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4）也许是在如上的判断之下，列宁有条件地认可农民“土地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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