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指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科学技术日益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技术系统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吸收使得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再象过去那样依赖于文化价值，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公众的公开而自由的讨论，只需通过技术专家来解决。这样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转变为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活动的指导，效率成了合理合法的同义词。（3）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在反思、批判科学霸权主义。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若本（Paul Feyerabend）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理性在近代相对于宗教权威而言，是一股自由解放的力量，它曾经起到制衡与取代宗教权威的作用。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科学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间权力的相互消长的历史，结果是宗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科学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科学理性为了打败宗教霸权而奋斗时，它常常站在大众的一边；但一旦打败了敌手，它就转化为一股新的独断势力。这种独断性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已露端倪，只是因为那时它还尚未完全中心化，故隐而不显。此外，在启蒙时代科学为其发展而奋斗时，欧洲还有不少其他的文化与思想运动同时存在，如宗教改革、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这也牵制了科学理性的独断、嚣张的倾向，使之处于相互制约的力场之中。随着科学地位的不断中心化，科学与技术专家也日益成为独霸的权威，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人们一致同意要小心地区分国家与宗教，但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区分国家与科学，而任凭政治、军事与科学结成新的同盟。当科学与国家越来越难分难解，当原子弹、氢弹等左右国家权力的事物出自现代科技专家之手的时侯，科技专家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费若本强调：公众必须也能够考察与监督现代科学与科技专家的所作所为，这是一种新的反霸权主义运动，也是制约科技官僚的唯一方法，否则的话，就只好听凭专家团体为所欲为了。
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领域，对技术专家的批评也不少见。比如拉斯基（H.J.Laski）承认，在政治决策的每一个阶段，专家的意见都是重要的；但专家的判断又必须不是最终的。这是因为专家缺少对共识的洞见，常常不能前瞻性地发现问题，不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有一种沉浸在专业化中的倾向，缺乏对于普通人的理解。没有政治家就不能沟通专家与普通人。他认为，与普通人相比，专家是一个无价的仆人，但不可能是主人。普通人在技术事务上的无知并不意味着专家应当作出最后的判决；相反，最后的法官永远应当是普通人。奥特加（Ortega）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科学的专业化倾向的动力不是来自科学本身，而是来自科学家。因为科学家要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个非常狭小的方面。实验科学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平庸者的工作。他指出，专家了解自己的专业，但对知识的其他方面却极为无知，可称为“有学问的无知者”（ learned ignoramus ）。在专业领域以外，专家很可能会接受无知者的见解，因为他（悖论式地）不承认自己专业外的别的专家。（1）
波兰学者弗·兹纳涅斯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析专家的社会功能时指出：专家的似乎是“自由”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常常受到“领导者”的规划限制。他指出：当一个政治领导人没有受过成分的技术训练，他就必须要技术专家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但是，正是领导者，掌握权力的人（或掌握权力的群体），才强迫规定专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即使专家主动研究事实，并把结果与掌权的人交流时，他们必须选择能使后者感兴趣的问题。”（2）因此，不仅“专家所需要的知识种类是预先被确定了的”，不仅甚至他们研究的问题也是被规划的，“当需要他作出一个发明时，他的问题就被确定了，因为技术领导者计划把他的发明行动的产物投入使用。这一产物被预先规定了，它是实现领导者‘目标’的必要‘工具’；由于领导者有一个明确的情境去应付，并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从领导者角度来看，专家的发明以满足他的需要为限，不必有更进一步的创新。”（3）
技术专家的社会作用及其限度的问题，在台港理论界也引起了重视。台湾著名作家、文化批判家杭之就曾沿着相似的思路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在《谁来监督技术官僚》一文中，杭之指出：根据十九世纪以来朴素的民主理论，一个公开的决策过程必须经过广泛而
公开的讨论，然后由行政机关根据这些讨论的结果来作出决策。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政治权力才获得其正当性的理由。但是本世纪初以降，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普遍化、科学
技术的空前发达，并透过社会经济组织而渗透到人的公私生活的每一层面，许许多多关系到公众生活的政策的决策过程，很难再象以前那样采用广泛而公开的讨论，这是因为许多这类决策都牵涉到非常专门的科技问题，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同时是、甚至主要是科技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朴素的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个公民的能力没有重大差异－－已不再有效，因为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科技问题不是大部分公民所能充分了解的，即使科技专家也未必了解他本行以外的科技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不再依赖公开的讨论，而是少数专家与管理官僚说了算。一般公民最多只是在由技术专家提供的不同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的权威与决定之下，而受到一种不觉得（或没有）痛苦的控制，而把人生的祸福全然交给这些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4）杭之追问：这种技术官僚的寡头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我们何以会以为由少数技术专家来决定大多数人的权益与祸福安危是正当的、合法的？由此杭之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技术官僚意识”。在当今这个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于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崇拜与信赖，现代人已经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技术官僚意识，无条件的甚至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威法门与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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