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产阶级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包括所谓“大款”、“白领”、“中产阶级”），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这些人中，除了凭投机冒险或裙带关系而不是知识技术发家的暴发户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科技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的所谓“儒商”（2）。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企业主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他们对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疏离、对于技术问题的外行以及理性主义与乌托邦冲动，都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显而易见的是，儒商无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还是在大众的心目中，其重要性都要大大地超过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也超过从事自然科学中纯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这是知识精英结构转化的又一征兆。
最后，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地位的式微还来自由知识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冲击。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把它/他们象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与供求关系的规律的支配。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飘渺”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大地失去了他的听众（顾客/消费者），也使得缺少直接经济效益与应用价值的其他理论科学前景不妙。这些知识的市场“兑换率”与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相比低得可怜。由讲究实用、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组成的当今中国文化知识市场，不会有太多的顾客需要康德、黑格尔或歌德巴赫猜想，他们需要的是生活小巧门和大众文化快餐。于是乎，作为直接生产力、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或能直接解决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的技术知识，也只有这些知识以及生产这些知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如鱼得水；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从事纯理论科学的学者，所面临的则是要么甘于清贫寂寞，要么改行下海的严峻选择。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的新生事物，无论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从来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从来不是由市场给予的，相反恰好是由非市场的力量保障的。而今，市场将要剥夺他们的中心地位了。

七、精英结构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理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换的时候，首先应当肯定，这是应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而出现的历史趋势，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从以现代化为核心取向的社会变迁角度说，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的转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现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其专门化与分层化，不同知识类型与知识分子类型各司其职，发挥自己有限度的、然而又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证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样，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一体化人文科学话语霸权以及以普遍主体、普遍价值携带者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也就失去了其历史的合理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独中国如此。在这方面，福柯与利奥塔的理论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1）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御用化、以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它们（他们）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自主精神、批判精神以及自身话语规则的丧失，人文知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同构以及人文知识精英与政治官僚的界限不清，在为它们（他们）赢得昔日显赫的同时也埋下了其今日尴尬的种子。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那种与政治中心的紧密关系，大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使得人文知识分子的“导师”地位根本上动摇，市场的经济实用主义又极其不利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没有独立精神品格与独立话语规则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茫然无依、处境堪忧。但是，假定中国的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传统，那么另一种情形就不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不是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同构，那么，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政治的危机就不一定同时引发文化价值或人文知识的危机。也就是说，不一定出现政统溃败总是引发道统溃败的现象。人文价值与人文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它在政治权力陷入危机的时候或许能幸免于难。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危机不见得都会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正因为中国社会政教合一，文化价值与政治权力的高度同构，使得政权的危机与政治信念的危机，每每总是连带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古代与近代之交传统政治权力与传统文化的并发性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与政治热情高度同一，而90年代全民的文化冷漠也与他们的政治冷漠密不可分。（1）
我们并不认为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今天的边缘化是完全合理的（2）。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地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及解放后30年中中国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御用化的历史教训，不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自身独立自主品格的基础上，那么，对于边缘化的拒绝就可能导向对于原先的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的“中心”地位的不自觉回归与怀念。

八、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然而，肯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型的历史意义，并不是说在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潜在危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科技知识以及技术专家的局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以及解放后的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极大地不适应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认识到以市场化与世俗化核心的社会转型的迫切性，因而也充分肯定与这种转型相伴而生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转化，把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看作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历史潮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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