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科学话语的质变必然伴随着科技知识分子的质变，在科玄论战中站在科学话语一边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信奉科学万能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另一类是把科学话语当作人文话语使用的科技知识分子，如丁文江、任文隽、唐钺等（也许心理学家唐钺不能算是典型的科技知识分子，因为心理学的学科归属不明），而实际上，论战中的丁、任、唐等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科学家，毋宁说已经变成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极度夸大科学的社会文化作用的言论已经远离了近代真正的科学精神。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中心，恰好是因为这种角色的转换，而科学在与玄学论战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人文科学界的唯科学主义整体氛围，以及当时思想界巨擘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通过这场论争，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表现得最明显不过。
第二个事实是当时不少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弃科技从人文的专业转变过程，
如鲁迅、郭沫若、夏衍、李达等。单以创造社为例，该社的几员大将中，郭沫若原学医，张资平原学地质，成仿吾原学兵工，郁达夫原学经营。但他们后来都改学人文科学中的重镇－－文学。郑伯奇对个中缘由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所学和今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但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使他们对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和苦闷。”（1）郑伯奇所说的“时代思潮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五四文化革命以前的实业救国思潮很快又被思想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所取代，创造社成员的转向与鲁迅的弃医从文从动机上说是一致的，而这种动机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风尚。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通过思想文化革命重铸国魂（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而不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人文知识分子藉此而占据知识精英地位是毫不奇怪的。

四、被批判与被重视
（约1949－1979）

1949年，中国的历史，从而知识分子的历史，都拉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知识精英的内部结构来看，原先的中心/边缘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化，尤其是人文和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仍然没有重大的调整。这里的关键是，江山易主，但政权的合法化机制未变，它依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承诺，这种承诺过去是中国革命（夺权政权）的合法化基础，现在依然是维护政权的合法化基础。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通过一套带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描绘的。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正是属于中国式的人文知识，由中国式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加以阐释与建构（当然是在党的指引之下）。人文知识的这种特殊“重要地位”产生了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科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一场接一场的斗争、运动在这里发生，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权力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规训（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这种接连不断的斗争所表明的却正是人文科学的在当时的政治权力集团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它与政治权力的特殊密切的联系，表明了“中央”对它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处于知识体系的中心，人文知识实际上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运作。（2）
人文知识的地位当然也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表面看来，解放后三十年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要远远超过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批判，历次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以及以文化、文艺运动面目出现的政治运动（如《红楼梦》研究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水浒》评论、右派文学批判、评法批儒等）的靶子一般都是人文知识分子；但同样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不断地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恰恰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到底，人文知识分子之挨批与重用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人文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同构化，以及人文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同构化（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士大夫）。
反观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总的说来与政治中心离得相对较远，既没有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但也较少进入权力中心或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解放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与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科技知识不象人文知识那样被直接用作政权的合法化依据。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把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尖锐对立起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似乎经济一发展，江山就变色，生活一改善，政权就不保。于是就有了对“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的批判，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为的二难选择。这样，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社会功能的科技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自然难以进入知识体系的核心，而科技知识分子也难以转化为政治精英。

五、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

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对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的内部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心－边缘关系）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相应变化。
但是，由开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又可以相对地分为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时间上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为思想观念的转型，其主要的转型符号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运动”）。表现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转型上，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以及作为整体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得到了重新评价。而这种重新评价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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