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礼"可以对"势"造成一定的限制，使它遵从"德"的要求。但是在实际上，"道"却往往是依附于"势"存在的，"道"的宣传者士大夫只是"臣"，"礼"往往只能限制臣而无法限制君。而且，"势"有时也可以被粉饰为"道"的代表。皇帝是"天子"，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皇帝"具有神性祭司的地位"⑸，皇帝被赋予宗教性的力量，具有了"道"的意义。在民众的眼中，皇帝代表着天底下最高的权威，具有神秘的色彩。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更使"以道抗势"成为越来越危险的事情，也越来越少有践履者。从制度的影响看，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食客冯驩的"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的弹剑，已经开始了文人被"养"的历史，科举制的实行与完善更使这种"养士"制度化，由此文人被分为"成功被养起来"的阶层--官僚与"求被养而不得"，"偶失龙头望"的落泊阶层。他们在朝则依附于皇权，在野则依附于宗法势力，臣服于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的足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孔孟提出来的舍生取义、弘道立功的理想人格，在历史上极少真正出现。中国"士"的传统缺少一种践履的精神、反抗的人格与行动的勇气。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从理论上弘道的文人不计其数，而真正在实践中弘道的却是凤毛麟角，甚至大多数士在道与势，义与利面前，总是表现出先天缺钙，甘心为奴。在遭遇历史危机的时代，真正捍卫道统的人，例如岳飞、文天祥等，往往被受着同样的儒家教育的"士"们迫害、杀戮。可以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统为我们提供的精神资源相当有限。

现代知识分子的源头在"五四"。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反传统运动，"五四"既是以现代文化反抗传统文化，也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反抗传统士大夫精神、人格。那时动荡的社会局面为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无论如何，对知识分子来说，言说空间是最基本的存在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就发不出声音来。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减少了文人向传统技术官僚转化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关心社会并且有相当的言说能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文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一途，而可以从事教学、研究、编辑、出版等职业。这使他们得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发言。而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则为他们的发言提供了物质条件，并凝聚他们的力量，扩大他们的声音，使他们的批评能够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任何一种思想繁荣的局面都离不开言说空间、言说能力与言说载体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在专制社会里，专制权力对言论、思想自由的锢制主要就是对思想空间的强加限制与对言说载体--宣传媒介的控制与禁锢。"五四"时期恰恰具备了这三个有利的条件。"五四"知识分子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不再以体制中的"士"的身份，而是以独立自由的个体的身份，推翻盘踞在"士"头上的权威、圣人而去发言。与传统的士大夫最大的不同在于，五四知识分子的人格是独立的，他们的声音代表的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发言面对的是社会、公众。而士大夫的声音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名义下在"圣人"的言说范围内发出，他们代表的是"道统"，他们的预想听者与其说是民众，不如说是皇帝。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今天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历史，"五四"的启蒙思想依旧有极大的魅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人格、精神，更是令人心驰神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五四"时期的继续：反思、批判、启蒙。而我们所拥有的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基本集中在"五四"时期，当前知识分子正是站在"五四"形成的文化土壤上发言的，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的形成，也必然以"五四"为源头。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

这是一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在形成一种即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后代的体系，它包括了文化、制度、生活方式等等，而根本在于文化。不管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体中用"论，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还是新儒家的文化本位论，都预示着文化的根本变革或转型，也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文化的来临。在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起着关键的作用。徐复观先生说："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它所承载的文化的性格。"⑹同时，文化呈现出来的性格，也和知识分子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便显得特别重要。

从理论上，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与自身合法性的追问，是寻根的追问。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是一个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过程。知识分子只有确立自己的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并且寻求这种内在信念与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他才能将之外化为行动，并且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有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归结到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没有坚定的信仰，这种解释有一点是合理的，就在于把信仰视为人们坚定的内在价值支撑，鼓舞人们去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抗争。因为信仰所提供的，正是对自己行动的坚强确认，由此建立坚定的内在价值的合法性。中国古代事实上是以"道"作为士的内在价值，孟子就说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只是在实践中士大夫往往不能做到孟子的这种要求。

今天知识分子寻根同样遭遇很大的困境。在比较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品格的研究中，知识分子常常被描写为社会的良心，批判性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特品质之一。班达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甘愿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萨义德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总是向权势说真话，做"总是失败的诸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展现着一种大悲悯大无畏的精神，鲁迅以他的文章和行动展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陈独秀为了反抗专制统治，一生历经坎坷无度入狱而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知道晚年仍做一个坚定的反对派，迸发出惊人的思想力量。胡适、罗隆基、储安平为了民主人权而坚持对专制的反抗。在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想、文字轻易便可披祸，现代知识分子以他们的道德勇气与批判精神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个光辉的典范。在今天，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而言说？为了"人民"吗？"人民"一旦被剥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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