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39
（二）更为清醒明晰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维新派敏感地体察出这个形势的变化，发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熏染。英布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俄国民粹派运动对维新派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认为英布战争是英国“殖民政略的结果”，而殖民政略则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产物。他们用优胜劣败的法则解释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掠夺并且斥责帝国主义是强权的表现，同时又用生存竞争的观点来增加民族自信心，特别是从菲律宾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独立战争（1899-1902）中汲取力量。欧榘甲说：“强弱无定形，大小无定势，众寡无定理，自立则弱可转强，自强则小可抗大，合群则寡可敌众，如菲律宾土人以小岛卒抗天下莫强之美国是也”，因此，“观乎菲律宾，中国人可以自处矣。”40梁启超赞扬菲律宾人民“血战三年，死伤疫疠，其所谓惩创美国人者不可谓不巨。”41“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始祖也。”42在民粹运动的启示下，他们断定“自今以往，俄罗斯终不能不行欧洲大陆之政体，此全世界有识者所同料也，吾中国亦若是而已。”43
《清议报》时期维新派的群体意识，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初步形成；（二）封建纲常意识基本脱落。
维新派热烈赞美和提倡自由、民主、宪法和政党，把衡量社会人生的价值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刻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成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偶像；“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44他们认为卢梭《民约论》为今日中国所急需，“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45他们认为“自由者，精神生发之厚力也。”如果国民缺乏自由精神，“虽日手西书，口西法，其腐败天下，自速灭亡或更有甚焉耳。”46他们建立了新的礼义观，“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传统儒家礼义不讲人的权利和个性，因此中国虽大，只不过“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47其败亡之道可知。那么权是什么呢？是人权和国权，“国权不全，则土地人民不能自治，发令行政受人羁勒，虽有国土不能复谓之国矣。”48人权的本质是人的独立精神，也就是“卓然自主，不隶属于人。”人权是“天下间至贵至宝而不可缺之要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得之方可顶立于天地，失之则不得齿算于宇宙，”“国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独立之精神。”49为了保证国民自由伸张其独立精神，就必须有宪法和政党。宪法“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当然宪法并非万能，它必须以民权来保证，“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能败坏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50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惟有政治上开放党禁，由各个政党“互相监察，相互箴规，”才能够“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种不能灭。”51
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这种历史反省的痛苦方式，帮助他们完成了人道的归复和心理素质的更新。他们指出，中国伦理观念的最大落后性，在于没有近代政治意识。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区别，夜郎自大，害怕竞争；不懂得国家与朝廷之界限，甘当“一姓之家奴走狗”；不了解国家与朝廷之关系，自居于奴隶之地位而不悟。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病灶，是奴隶性、愚昧性、自私性、虚伪性、懦怯性和妥协性。它们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培养成的，因为历代统治者最需要民众的驯服和无知，“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52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者愚民的理论，是奴隶性的根源，“以君为臣纲而奴隶著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妇纲而奴隶伏于床第”，“此实奴隶之木本水源也。”53“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54因此，“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催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55由此，他们开始摒弃中西文化问题上儒家道统的偏见，嘲笑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561901年梁启超总结了《清议报》的四大特色：（一）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三）明朝局，“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厉国耻，“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57这里实际上概括了维新派的新时期政治纲领，也是他们和传统观念决裂的鲜明界碑。

四

维新派在《清议报》时期不仅发生了迅速转化，而且发生了急剧分化。首先，由于戊戌政变，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他们在保皇问题上发生分歧。1900年7月，唐才常准备自立军起义，在上海组织国会，会章中有忠君救国的宗旨，章太炎当场反对，“指为不合时宜，”并且“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588月，他就从理论上批判君主立宪，指出中国民族自救必须首先推翻满清民族压迫，因此不能套用日本君主立宪的模式，“今夫中国非可以日本为例者。彼以二千五百年之旧主，神器相传，无有移易……故维新之始，虽以志士搏击呼号，得尊大功，而卒以尊王为成绩。是岂处异种者所得援以为例哉！”59其次，康、梁对自立军起义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的政治威信扫地，“是时汉口失败诸志士多逃亡日本，群责康、梁拥资自肥及贻误义师之非。”60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也加剧了维新派的分化。章太炎的上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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