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现代化是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等为特质的， 而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乡土社会里占大多数的未现代化的农人则自然被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这些看法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致力于民族改革的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关于中国农民的特点， 诸如孙中山： 勤劳、和平、守法，恒守古法、不思通变， 尚鬼神、忠孝、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凝滞不前等； 梁启超： 缺乏独立之德， 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 奴性、愚昧、因袭， 缺公德等； 陈独秀：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 胡适： 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 梁漱溟： 尊卑上下、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 林语堂：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耀感等； 潘光旦： 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 费孝通：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不难看出， 以上这些评价， 主要是基于一种来自“他者”的眼光， 是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农人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缺点很大程度是与西方现代性观念比照之下所得出的结论，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屈从西方现代化立场反观自身所形成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参照下，反观自身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充满危机感和自卑感， 而中国最大的文化传统和最大多数的国民都与“农民”有关， 因此， “农民”一词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语汇在中国被大量使用以区别于传统语境中属于中性的“农人”。                   二、对现代性话语权力的反思： 农民是现代化的主体还是被现代“化”的客体？                   通过以上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农民”是在现代性话语中被当作一种观念制造出来的，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使得我们形成了对现代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从不置疑，因而忽略了对“农民”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成的合法性的追问。在这种话语权力下，对“农民”一种威压式的批判对农业劳动者显得并不公平， 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农人生活真实性的遮蔽， 仿佛我们现在没能像西方那样现代化， 完全是因为农民的原因。在我们关于现代化进程或农民现代化的讨论时，往往把农民说成是现代化的主体，但如果细细追究起来， 农民事实上成为被现代“化”的客体。因为这种话语权力， 农民在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往往是地位低下的群体， 被改造被教育被训斥似乎是他们的命运。事实上农民们也习惯了对话语权力的屈从，在人格上表现为对“上面”来人、城里来人、领导、干部、有文化的人的谦卑， 在生活中要保障能吃上一口饭不仅要靠天， 而且还要靠“政策”。现在国内的“三农”问题研究大部分就是研究政策问题，农民的命运似乎是掌握在执政者和政策决策者手里的， 知识分子们又一次扮演了农民的代言人、贴心人和拯救者的角色。                   福科在著名的《疯癫与文明》里借助现代性话语中关于疯癫的界定研究了被迫沉默的“疯人”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在福科看来，由于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把理性和疯癫断然分开， 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 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3 ] 。因此理性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和现实社会秩序的控制权力。在西方现代化过程当中， 由原来不受理性控制的疯人到后来所有一切对现代性社会构成威胁的人群都被归入到疯人的行列并对其进行禁闭。福科说，对疯人的界定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同样， 在现代性视野里， 文明的重要性源于理性的传统， 以理性为参照系划出的疯癫人群， 及以文明为参照系划出的愚昧人群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权力方式。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不开化的民族(如殖民地的土著和中国的农人) 都被认为是可耻的。                   按照福科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 现代性话语中对于“农民”的观念， 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如秦晖在他那部关于农民现代化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里论及这个“难对付的阶级”--农民--的种种反现代性的特点时， 就着重开辟一章(第十一章) 专门讨论了农民的“非理性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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