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和各种摊派，使农业收益大量外流。据估算，1950年—1986年，仅通过价格差价，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6000亿元的资金。这种状况的长期持续， 使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不断提高，而农村和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不断下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人均收入与从事非农产业的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   　　从社会生活层面看， 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赋税等领域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策是不同的，甚至许多公用产品的价格和供应方式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就业政策，政府劳动部门只管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对城市劳动力实行统一分配和安排工作，而农村劳动力只能是自然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在教育、医疗、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领域对城乡居民的政策更是不同。比如说教育政策，同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由政府拨款建设，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设施则要乡村自筹资金建设，教育集资因而成为农民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负担。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农业经济和非农经济的显著差别致使前者对劳动力排斥和后者对劳动力吸引；农村社会生活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前者对农村居民的推力和后者对农村居民的拉力。   　　（三）现实原因：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从流动的过程来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从流出地转移出去，二是这些劳动力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下来；从流动的结果来看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职业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劳动力的身份从农民向工人转变。早期发展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都是如此，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意味着同时完成上述两个过程、实现上述两种转变。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现状并非如此。1978年中国的农业人口为79014万人， 而到1998年农业人口反而增为86868万人，二十年增加7854万人。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28.6%，年城市化率为30.4%，四年才增加个8百分点。从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来看，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而从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而导致的。具体而言，即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经济层面的改革和发展早于并快于非经济体制、非经济制度和非经济政策等社会层面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 率先得以推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日益减少，市场调配资源的能力日益增强。而市场机制一旦形成，必然不断将农民从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推向比较效益较高的工业，从资源较少的农村推向资源雄厚的城市。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农民工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   　　然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劳动、人事和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户籍制度是制约农民工的身份转变的根本性制度：首先，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流动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其次，源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国家在就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对农民工实行歧视性对待。也就是说， 所有待遇区别都是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识别，所有歧视性政策都是根据不同的户口登记而针对不同的群体而实施。   　　武汉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户籍制度的屏蔽下，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强烈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有43.7%的人认为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而生活状况、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的位次都比较靠后；“农民工在城市中最需要政府提供的帮助”，有39%的人希望能享有与城市人相同的户口政策。因此可以看出，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引发的政策歧视，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目前颇为无奈而尴尬的处境。   　　综上所述，转型社会时期，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导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经济层面的改革与发展早于并快于非经济体制、非经济制度和非经济政策等社会层面的改革和发展，使农民工阶层的产生由可能变成现实。   　　二、农民工阶层的基本特征分析   　　农民工阶层作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社会身份的双重性：农民工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工人（或非农职业）；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社会学研究中，根据人们获得社会身份的方式不同，一般将社会身份分为两类：其一是先赋性身份，指基于遗传、血缘等先天或生理因素而获得，比如户籍身份，是通过户籍制度获得，且不能轻易发生改变的社会身份；其二是自致性身份，指基于个人后天的活动和努力而获得，比如职业身份（最重要的自致性身份），是通过职业性质而确定，且伴随着职业的变化而改变。   　　改革开放之前，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人们的户籍身份和职业身份紧密相连，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职业身份的转变通常伴随着户籍身份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分化，人们的职业身份和户籍身份开始分离。这一点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农民工阶层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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