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决策过程主要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包括条件评估和风险评估两个方面。条件评估涉及权责配置、权力属性、制衡制约体制、监督体制、集权分权、领导体制等,决定了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如果权力主体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反之,收益低、条件成本高。风险评估涉及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执行情况,如果法律不完善、实施执行不严格,腐败行为揭发概率小、惩罚程度低、打击乏力,那么,在心理层面给权力主体造成较小压力的同时,也就降低了对腐败行为风险感知的水平。反之亦然。总之,权力主体根据制度权衡其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经济学家指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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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旨在说明权力腐败产生的一般机制与行为过程。其结论是: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只要公共权力被某个“人”占据,因为制度永远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权力腐败行为不可避免。权力腐败的发生和存在,不分国家,不分文化,不分历史,不分制度。
四、腐败水平模型
[11]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腐败水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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