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的背景

      "农转非"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一个特有名词，是以往农村居民所追求的。而现在，另一意义上的"农转非"却不用他们追求而降临到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农转非"（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或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至1999年，与世界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0.9%,低于世界47%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75%，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7%[1]。因此，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众多学者研究后指出：中国必须加速"城镇化"建设。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指出，发展小城镇，可以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解决现阶段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城市化过程的问题

　　然而，与中央提出的发展"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有所不同，各地掀起的是却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甚至是"经营城市"的浪潮，大量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途，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国土资源部在今年2月通报2003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净减少的数字已经是3806.61万亩[2]。中国劳动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赵殿国在今年9月16日召开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二十八届全球大会上说，中国目前被征地农民有4000多万，今后每年还将有200多万农民被征地，目前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已经成为最困难的社会群体。

　　目前众多失地农民已经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能覆盖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的农民，就算他们得到已属偏低的土地补偿费，但他们将来会如何？他们的子女后代又将如何呢？是否可以和非农居民一样可以享受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这才是今后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因病返贫"的现象，就已经向我们发出的警讯。
"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变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甚至是"经营城市"，那么，出现几千万没有了土地耕作的农民今后的出路将会如何？是否和他们的土地一样全部"农转非"？他们由谁来"经营"？！

　　据《福布斯》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位富豪中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榜上竟有50%以上涉足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难道房地产真的成了催生富豪的聚宝盆吗？其实不然。地产界多富豪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地产是中国最佳的寻租场所。"慕马案"中的主角慕绥新担任沈阳市长时期，沈阳市土地开发商打着"高科技农业"的幌子，大行房地产开发之实，大量土地被以行政划拨的名义圈走。从1997年至2000年间，行政划拨供地占这个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七成左右。2000年，沈阳收回的土地出让金仅为7000万元人民币，而附近一个批地量少于沈阳的中等城市同期土地出让金却达3亿元；与此同时，一批批腐败分子被造就，而天平的另一侧，失地农民只能背井离乡，在城市边缘苦苦挣扎与抗争[3]。

　　自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近几年每年都保持了1.5至2.2个百分点的增长，截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化率已达40.53%。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2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已达46个。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4]。然而，有学者人为，这不是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现在是三倍多），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5]。

　　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化仍然是拒农村居民于门外的城市化。所以，我们有理由不能引以为豪，因为这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是出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剥削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农村和农民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吗？

　　三、城市化要考虑农民的出路问题

　　对中国近代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井岗山的秋收起义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只剩三万多人的"长征"到在延安的重新崛起；从八年抗战的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都有我们农民弟兄的默默身影。用小米加步枪三年时间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也许是一顶片面的光环，实际上三大战役（特别是后两大战役）的支前民工比前线士兵数量还多，连毛朱彭林邓也承认，没有农民民工的支前，我们绝对夺取不了胜利。而且，中国军队中也是以农民占绝大多数比例。可以说，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巨大的代价。

　　建国初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国家实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策略。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态势下，只能通过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模式来实现，因此农业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国采取的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巨大"剪刀差"为手段，以集体化农业为制度支持的政策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和城市。

　　所以，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国家回报给农村和农民又有多少呢？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近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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