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定位;阶段目标;建设主体;持久动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如果把这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化,那么将会重犯过去的浮夸冒进“老毛病”。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p9)。因此,对这种乡村社区的认识,“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推动自身的发展”[1](p344)。总之,建设新农村应“坚持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1](p344),决不能千篇一律搞形式主义。为此,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河南大别山区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体验,重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谈一些看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如何定位?
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走完这一过程至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就牵涉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定位的问题。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即“‘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2] 这意味着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而不是搞所谓的“速战速决、一步到位”。因此,今后5年“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2]
但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有的地方不是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而是急于求成搞“大拆大建”,热中于抓“新农村景点建设”;理论界和学术界更是发挥他们丰富的想像空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新农村建设大讨论”铺天盖地而来,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下人们的“浮躁情绪”,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力量,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使我们长期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以至造成了工作上的浮夸和花架子”[3]。事实上,不管是号称中华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还是北京近郊的韩村河村,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一路走来的河南首富南街村,都不是凭借什么“速成法”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而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史。因此,不管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切忌搞“大轰大翁式的政治运动”。正如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p344)假若都能像费老一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去看待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至于出现一大批跟风凑热闹“多嘴多舌的人”(黑格尔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4](p56)。我也相信,“理论是灰色的”——惟有扎根泥土的生活体味才格外芳香!下面,我不妨把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河南省新县沙窝镇作为样本点,通过对该镇过去10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粗略描述和微观透视,让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一些直观性的感受和认识。我的观点也许带有悲观情绪,但对过于乐观的主流舆论覆盖下的“狂热政治”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198
《我在大别山区担任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反思》这篇优秀的“农村研究”由知识宝库收集,来源于互联网和会员投稿,仅供参考和学习,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在确认获得著作人合法授权后使用。